八口径吧？”
“对。”
“我之所以这样说，”这位助理法医叼着雪茄烟，继续说道，“是因为找不到子弹。”
“你说什么？”埃勒里马上问道。
“别着急，奎因。到这儿来。”埃勒里和其余的人都聚拢在桌子周围，普劳蒂医生朝着死人俯下身去，抓住了他稀疏蓬松的乱发，把脑袋提了起来。刚才倾搭在绿色吸墨器上的脑袋左侧，有一摊淤血，还有一个明显的伤口；吸墨器上脑袋所碰靠着的部位，浸染着鲜血。“子弹穿过他的额骨。子弹一定还在这儿的什么地方。”
他不慌不忙地把尸体纳在椅子上，摆成坐姿，就像是提着一袋湿漉漉的东西。他拎住发潮的头发，把脑袋扯直，目光斜视地计算着子弹所必然穿行的方向——如果斯隆是坐在椅子上开枪自杀的话。
“正好穿出了门，”探长说道，“根据身体的坐姿，不难判断子弹的方向。咱们发现他的时候，门是开着的，所以子弹必定穿越房门到了陈列室里。”
探长跨过门口，进入了此时已是灯火通明的陈列室。他用肉眼估量子弹可能穿行的轨线，点头簸脑，然后径直往门口的对墙走去。那儿挂着一张厚厚的波斯古毯。老头子仔细端详了一会儿，用小刀子的刀尖拨弄了一会儿，得意洋洋地捡起了一颗微微碎裂而且挤扁了的子弹。
普劳蒂医生哼哼哈哈地表示赞许，就把死人放回了原来姿态。探长捏住致命的子弹，翻来覆去察看。“没错。他开枪自杀，子弹打透了脑袋，从左脑壳穿出，飞过门口，势头减弱，嵌进了门外面、对墙上的挂毯里。嵌进得并不很深。全都查清了。”
埃勒里把子弹拿过来仔细看了看，在交还他父亲的时候大耸其肩，神态之间十分古怪，总感到有什么地方迷惑不解。当探长和普劳蒂医生指挥着——事关紧要，老探长坚持亲自指挥——搬运尸体进去解剖的时候，埃勒里来到角落里，坐在伍德拉夫和佩珀的旁边。
当尸体被搬过长长的陈列室的时候，韦利警官正迈步走上台阶，他行经担架，正眼也不看一看，就像步兵操练似的直冲进写字间。他头上那顶大毡帽，像是阅兵式时的高顶皮军帽，进来之后也懒得摘掉，就对探长大声说道：“真不走运。”
“走不走运，其实没啥关系。你查到了什么？”
“今天晚上没人打过电话——至少，他们是这样说的。”
“那是理所当然的喽，无论谁打的电话，都不会承认的。这一点，也许永远也查不出来了。”探长一面嗅着鼻烟，一面发表看法，“明摆着，就是斯隆太太给斯隆通风报的信。咱们在书房里议论的时候，可能被她偷听了去，她就挨到能甩掉弗里兰太太这个尾巴时，匆匆忙忙给斯隆打了个电话。她或许是斯隆的同谋，或许毫不知情，但偷听到咱们说的那些话后，心知出了什么毛病，就赶紧向她丈夫问清真相……反正难讲得很。究竟是斯隆说了些什么，或者她说了些什么，都是问题啊，不过，至少这个电话让斯隆明白事情已经败露了。所以，他走投无路，只好自杀。”
“我看哪，”韦利咕哝着说，“她是清白无辜的。当她听到消息时，立刻昏厥过去——请你相信我，长官，她不是装腔作势，是真的昏厥。”
埃勒里心神不定地站起身来，也不大听人讲话，再次来回踱步。他又把保险箱翻查一遍——看来没什么东西能引起他的兴趣，于是逛到了写字桌旁，桌上乱七八糟地堆满了文件，他的目光故意避开吸墨器上那摊被斯隆头部渗血染成紫酱色的污迹。他开始查阅这堆文件。一本书册似的东西——引起了他的注意，那是个皮面子的日记本，封面上压印着烫金字样：192×年日记。这个本子一半掩藏在纸堆之下，他一把就从桌面上抽了出来。探长走到儿子身旁，在他肩后张望，不知究竟是怎么回事。埃勒里把这个日记本一页一页翻过——见每页都写得整齐端正，密密麻麻。他又从桌上拿起几张有斯隆手写字样的文件，跟日记的笔迹对照，发现完全相符。他读了读日记本上的几个片段，恼火地摇了摇头，把本子合上——放进自己上装的插袋中。
“其中有些什么？”探长问。
“即使有的话，”埃勒里说道，“也不会使你感兴趣的，爸爸。您不是说这案子已经结了吗？”
老头子冷笑一声，走了开去。外面，那间陈列总室里，一时人声鼎沸起来。在一群嘈杂不休的记者中间，站着韦利警官。不知怎的，给几个摄影记者溜了进来，于是没过多久，屋子内已是一片闪光，烟雾腾腾。探长开始恣意详述案情；记者们忙着速记；韦利警官曾亲身参与其事，也被视为奇货可居；地方副检察官佩珀更是被那帮舞文弄墨的人簇拥在正中央；迈尔斯·伍德拉夫则挺胸凸肚，神气活现地滔滔不绝，他讲话的要点就是：他，伍德拉夫律师，早就看清了案犯是谁，然而——嗨，老弟啊，你们心中有数吧，这一番调查研究的官样文章总是免不了的呀；警察总部和警探处……在这一阵非凡的热闹之中，埃勒里·奎因却乘人不注意，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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