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当我们给你——诺克斯先生——定罪的时候，我们就会这样说：‘瞧！诺克斯自己把防盗报警器搞坏，想使我们认为画是今晚被外来人偷走的。而实际上，画根本从来也没被偷走过。’这是一套机关算尽的阴谋诡计，必须高度集中地深思熟虑才能把它识破。但这也表明，佩珀的思维方式异乎寻常地细致周到。”
“这都已经清楚了，我看。”地方检察官突然说道；在埃勒里讲解的时候，他一直聚精会神地听着。“可是我还想问问，那两幅画是怎么回事——你为什么在这时把诺克斯先生逮捕——这一切我都不明白。”
诺克斯那张皱眉蹙额的脸上，第一次出现了笑容；而埃勒里却哈哈大笑起来。“我们一直做诺克斯先生的工作，要他经得起、受得住；只要讲清了他究竟能经受风雨到何种程度，也就解答了你的问题，桑普森。我早该告诉你了，关于那两幅都属于古董、只在皮肤色泽上有细微差别的油画的整个‘典故’都是胡吹瞎扯——全都是编造出来以耸人听闻的。接到第二封恐吓信的当天下午，我通过演绎推理，明白了一切——佩珀的计谋、他的罪行、他的意图。但我所处的地位很特别：如果马上把他逮捕法办，我却拿不出一星半点儿的真凭实据，可以让你定他的罪；再说，那幅珍贵的古画已被他藏匿在什么地方了。我们一揭穿他，那幅画说不定从此再也不会出现了；而我有责任使那幅达·芬奇作品物归原主，还给维多利亚博物馆。另一方面，如果我设法把佩珀引进圈套，只要能把他跟所偷窃的达·芬奇作品人赃并获，那么，单凭他手中有此画，就足以构成一项罪证，更何况这样一来也可以使这幅画完璧归赵！”
“你的意思是不是说，那套皮肤色泽上细微差别之类的说法，全都是捏造出来的？”桑普森问。
“是的，桑普森——是我略施小计，我把佩珀耍了一下，就像他耍过我一样。我把诺克斯先生拉到我这边，推心置腹地把一切都告诉了他——他正怎样被人陷害，以及被谁陷害。于是他告诉我，在他从卡基斯手里把达·芬奇真迹买下来之后，他又复制了一个副本，他坦率承认，原来的打算是，一旦官方施加的压力太大的话，他就把这个复制品还给博物馆，诡称那就是他从卡基斯手里买下的。这样做法，那边的专家当然立刻就会辨认出是件赝品——但诺克斯先生准备的那套诡辩之辞却是无懈可击的，所以有可能被他蒙混过去。换句话说，诺克斯先生把复制品藏在伪装的散热器管子内，而把原画藏在镶板后面，佩珀偷走的乃是原本。这倒使我获得启发——何妨将计就计，给他来个三真七假、虚实难分。”
埃勒里回忆到这儿，禁不住眉开眼笑起来。“我告诉诺克斯先生，我打算逮捕他——纯粹是为了让佩珀称心如意——我要控告他，给他罗织罪名，并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使佩珀深信对诺克斯先生的陷害已经大功告成。现在我要说一句，诺克斯先生当时的反应很漂亮：他既恨佩珀企图陷害他，想要报复一下；他也内疚自己曾不怀好意，打算用复制品去搪塞博物馆，他想要赎罪；所以他同意为我演出苦肉计。我们请来了托比·约翰斯——这都发生在星期五下午——我们共同编造出一套故事，骗得佩珀提早摊牌。我们也预计到佩珀不上钩的情况，所以在商量研究这套子虚乌有的典故时，把全部谈话都录了音……无非是用来证明：并不是真的要逮捕诺克斯，而是以此作为诱捕真凶的一种手段。
“现在，咱们来看一看，佩珀听了专家讲得天花乱坠的无稽之谈后，他作何想法。专家的谈话中，连篇累牍都是些耳熟能详的历史资料和当时意大利一些艺术大师的名字，还‘津津乐道’两幅画的‘微妙差别’——当然啦，这一切全都是无中生有、凭空捏造出来的。这份古代油画的珍品，从来就独一无二——就是达·芬奇的原画，根本没有那一套传闻，也压根儿没有什么‘当时的’复制品——诺克斯先生那幅复制品，是纽约出产的现代油画，任何懂艺术的人一看就能鉴别出来。所有那一切以骗攻骗的计谋，全应归功于我的想入非非……当时，佩珀听到这些话是出于约翰斯这样的权威人士之口，就相信自己如要判断出哪一幅是真达·芬奇、哪一幅是‘当时的复制品’，唯一的办法是将两幅画并列着对比！佩珀一定对他自己说我所要他讲的话：‘好吧，我无从知道我到手的是哪一幅，是真迹还是复制品。诺克斯的话是不能算数的。所以我必得把两幅画并排放在一起——要赶快，因为现在查出的这幅，不久就会归入检察官办公室的档案中去，在我手上的时间不会太长。’他必然会想，只要他能把两幅画并列在一起，确定哪一幅是达·芬奇原件，他就把复制品归档，如此便万无一失——连那位专家自己也承认，要不是两幅画放在一起的话，他也识别不出来！
“这一手可真是高明啊，”埃勒里喃喃自语地说，“我为此深感庆幸。怎么——诸位都不拍手称赞吗？当然啦，如果咱们的对手是个懂艺术的人，是个审美专家，是个画家，或者哪怕是个附庸风雅的人，那我绝不会冒险叫约翰斯去讲这个荒谬的故事；但我知道佩珀是个道道地地的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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