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 语言因素

空谈的无政府主义者、只会空谈的社会主义者、同谋者、激进派、苏联派来的煽动者、社会主义者、苏联、工团主义者、叛国者、不良分子。

从这个洋洋洒洒的列表中，我们能够发现到人们对一个敌人（不满和烦躁情绪的发泄对象）的需求 远比这个敌人的具体身份更明确。无论如何，人们依旧没有对这个敌人打上清晰的、得到一致认可的标签。部分是出于这个原因，全民歇斯底里的情况减轻了。既然不存在明确的“共产主义”分类，人们的敌意也就没有真正的聚焦点。

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这些模糊的可互换标签变得越来越少，人们也逐渐对这些标签有了一致的认定。外部的威胁几乎都被称作来自共产主义或红色势力。在1920年，威胁的分类缺乏明确的标签，威胁的类别是模糊的。但在1945年之后，威胁的标识和对象都变得更加明确。这并不意味着人们在说出“共产党”一词时，是清晰了解其含义的。而是通过运用这一称呼，至少人们能够一致地将矛头指向某个 勾起他们恐惧的对象。这一称呼继而成为威胁的代名词，任何与此有牵连的人都遭到了不同的压制。

就理论而言，标签应该指代特定基本属性，像是共产党员，或效忠于俄国体系的人，或这一体系的支持者，如卡尔·马克思（Karl Marx）。但是，这一标签被滥用了。

事情经过大致如下：经历了一段时间的战争，并对国外的破坏性革命心存忧虑，大多数人都很自然地感到心烦意乱。人们因为高昂的税收而烦恼，道德价值和宗教价值受到威胁与挑战，社会大众还恐惧未知的、更深重的苦难。人们需要一个单一的、可识别的敌人。将责任归咎于“俄国”或其他遥远的地区远远不够， “不断变化的社会条件”也无法给人们提供一个满意的解释。人们需要一个群体作为替罪羊（参见第10章）：华盛顿的政要、学校的同学、工厂的同事、街区的邻里。一旦我们感受到了当下的威胁，我们就会推断自身周围必有危险存在。于是，我们的结论是，共产主义不仅存在于俄国，还存在于美国，在我们的家门口，在我们的政府中，在我们的教会里，在我们的学校中，在我们的邻里之中。

对共产主义的敌意是偏见吗？并不必然。涉及现实的社会冲突的阶段是必然存在的。美国的价值观和苏联的价值体系，在本质上是不一致的。这将导致现实中双方特定形式的对抗。偏见只会发生在“共产主义”的定义属性变得模糊时，这时所有支持任何社会变革的人都被称为共产主义者。担忧社会发生变革的群体是最有可能将这个标签贴在任何看似存在此类威胁或者做法的人之上的群体。

对于他们而言，该类别是未分化的。它包括了所有对其不利的书籍、电影、布道者、教师。如果不幸降临——可能是森林火灾或工厂爆炸——人们都会将其归咎于共产主义者的破坏。该类别涵盖了所有互不相关的负面事件。议员兰金（Rankin）在1946年众议院的会议上称詹姆斯·罗斯福（James Roosevelt）为共产党人。国会议员奥特兰（Outland）敏锐地就此回复道：“显然，所有不同意兰金先生观点的人都是共产党人。”

当差异化思维处于低潮时，社会将陷入危机，两极化思维将被放大。一切事物都被贴上了符合道德规范或出离道德规范的标签，而后者则会被称为“共产党”。相应地——这也是造成伤害的部分——任何被称为共产主义者的人（这是错误的归类）都会立即被抛出道德秩序之外。

这种联想机制将巨大的权力置于蛊惑民心的政客手中。几年来，参议员麦卡锡（McCarthy）设法将与其政见不合的公民贴上共产党的标签，并用这种手段铲除异己。少部分人看穿了他的把戏，麦卡锡也随之声名扫地。然而，使用如此卑劣手段的人远不止这位恶名昭著的参议员。据《波士顿先驱报》1946年11月1日的报道，众议院共和党领导人代表约瑟夫·马丁（Joseph Martin）结束了与民主党之间的竞争后，他说：“人民将投出的选票将使美国陷入混乱、迷茫、破产，国家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之中，所有的自由和机遇都将毁于一旦。”他使用情感标签，意图将他的对手置于公认的道德秩序之外。马丁成功连任了。

在第14章中，我们将进一步思考现实中的社会冲突与偏见之间的区别。在第26章中，我们会分析煽动者们用以迷惑民众的其他伎俩。

当然，也不是每个人都会被此迷惑。蛊惑民心的政客过分使用这些伎俩，就会变得可笑。在伊丽莎白·迪林（Elizabeth Dilling）所著的《红色分子关系网》（Red Network ）一书中，她的两极化思维是如此显著，以至于落到了路人皆知的地步。一位读者评价道：“显然，如果是你的左脚先踩下人行道的，那么你就是一个共产主义者。”但是，要顶住社会压力，在全民歇斯底里的情况下，保持自身的公正，不为语言标识背后所带有的大量类别及偏见所动，实属不易。

语言现实主义和标识恐惧症

一旦被贴上标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