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之外的那些人，都巴不得能聆听到借助基督的召唤所作的传道，让那些牧羊犬和牧羊人受到谴责，而且承诺有朝一日将会让他们受到惩罚。掌控权势的人一直是明白这一点的。而容纳被排斥的人将会减少他们的特权，因此被排斥的人一旦觉悟到自己被排斥的根源时，就会像异教徒那样受到放逐，无论他们所遵循的是何种教义。而从被放逐的人那方面来说，因为盲从地处在被排斥的地位，对任何教义都不感兴趣。对异教的错觉就在于此。人人都是异教徒，人人又都是正统的基督徒，一种运动所追求的信仰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提出的希望。所有的异教都成了被社会现实排斥的一面旗帜。你抓住异教，你就能找到‘麻风病人’。每一场对抗异教的战斗只求这样的结果：让‘麻风病人’仍然当‘麻风病人’。至于‘麻风病人’呢？你想要他们做什么？让他们从三位一体的教义中或者在圣餐的定义中分辨出对错吗？算了吧，阿德索，这是我们这些有学识的人玩的游戏，贱民有他们自己的问题。请注意，他们往往是用错误的方式去解决自己问题的，因此，他们就成了异教徒了。”
“可为什么某些人支持异教徒呢？”
“因为这对他们的游戏有用，那种游戏与信仰很少有关联，经常是跟赢得权势有关。”
“难道就因为这样，教廷就把所有与它敌对的人指控为异端吗？”
“正是这样，正是这样，教会就承认那些能够在其控制范围内行动的异教为正教，或者说，教会不得不接受异教变得过分强大的事实，认为把异端视为敌对势力是不合宜的。不过没有明确的标准，要看是什么人，要看是什么情况。这对世俗的僭主们也是适合的。五十年以前，帕多瓦城邦颁布了一道法令，谁要是杀了一位教士，就得被罚一笔重金……”
“那不算什么！”
“说的就是啊。那是一种煽动民众仇恨教士的方式，城邦处在跟主教的争斗之中。你明白，不久前在克雷莫纳，忠于帝国的人帮助卡特里派并不是因为信仰，而是想让教廷处于尴尬的境地。有时候城邦的长官们鼓励异教徒把《福音书》翻译成通俗拉丁语：如今通俗拉丁语已经成为城邦的语言了，拉丁语则是罗马和修道院的语言。他们或许会支持韦尔多派，因为他们主张所有的人，不分男女老少，都可以从事教学或布道，一个当了十天学徒的工人可以给另一个人当师傅……”
“这样，他们就消除了原来无可替代的世俗教士与平民的差别了！可是，为什么后来城邦的长官自己起来反对异教徒，并且坚决支持教会把异教徒烧死呢？”
“因为他们发现异教的扩张也危及说通俗语的世俗者的特权。在一一七九年（你看，这些历史要追溯到两百年以前了）拉特兰公会议上，沃尔特·梅普 [7] 已经提出要防止那些愚昧无知的韦尔多派的人获得信贷。要是我没有记错的话，他说过，他们居无定所，赤脚周游，一无所有，共生共存，赤身裸体地效法赤裸的基督；现在他们开始采用这种谦卑的方式，因为他们是被排斥在外的人，但如果给予他们太多的空间，他们会撵走所有的人。为此，城邦后来支持了托钵修会，尤其是我们方济各会：因为我们允许在悔罪的需要和城邦生活之间，在教会和对市场感兴趣的市民们之间建立一种和谐的关系。”
“在热爱上帝和热衷于交易之间也达到和谐了吗？”
“没有，革新运动遇到了障碍，被纳入教皇认可的轨道之内，但是私下里的活动并没有纳入轨道。一方面，形成了不损害他人的鞭笞派的运动，形成了像多里奇诺修士那样的武装团伙，形成了就像乌贝尔蒂诺所谈到的那些施行巫术般宗教礼仪的蒙特法尔科的修士们……”
“可是当初是谁对，现在又是谁对，谁错了呢？”我茫然地问道。
“谁都有自己的道理，谁也都错了。”
“可是您，”我简直是带着一种叛逆的冲动叫喊道，“为什么就不站稳立场，为什么您不告诉我真理究竟在哪里呢？”
威廉缄默不语地待在那里，他把刚制作好的镜片拿起来对着亮光看，然后又把镜片放在桌上。他让我透过镜片看一件铁器：“你瞧，”他对我说，“你看到什么啦？”
“一件铁器，稍稍放大了点。”
“这就对了，人们应努力做到的就是把事物看得更清楚些。”
“可始终是那件铁器啊！”
“当我有了这副眼镜，能够再读韦南齐奥的手稿时，那也将永远是同样的手稿。但我读过那份手稿之后，我也许会更好地了解一部分真相。而也许，我们会使修道院的生活有所改善。”
“但是那还不够啊！”
“阿德索，看来我说得太多了。我不是第一次跟你谈到罗杰·培根。也许他并不比其他时代的人更聪明。但是，他那种激励自己热爱知识、满怀希望的魅力始终吸引着我。培根相信贱民的力量，理解他们的需要，接受他们精神上的创新。如果他没有想到穷人、无立足之地的人、愚钝的和没有文化的人经常使用上帝的嘴在说话，那他就不是个好的方济各修士；如果他有可能近距离地了解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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