脸上浮现出一丝狡黠和嘲讽的微笑。朱芸到外面的走廊上抱起了孩子，然后她朝杨泊抖了抖手上的自行车钥匙，我带孩子回娘家住几天，你慢慢地想，慢慢地筹钱，你还想谈什么就带上两万元去谈。我操你妈的×。
杨泊走到窗前推开窗子，看见朱芸骑着车驮着孩子经过楼下的空地。凛冽的夜风灌进室内，秋天遗弃在窗台上的那盆菊花在风中发出飒飒响声。杨泊发现菊花早已枯死，但有一朵硕大的形同破布的花仍然停在枯枝败叶之间，他把它掐了下来扔到窗外。他觉得这朵破布似的菊花毫无意义，因此也使人厌恶。在冬夜寒风的吹拂下，杨泊的思想一半在虚幻的高空飞翔，另一半却沉溺在两万元这个冷酷的现实中。他的五指关节富有节奏地敲击着窗台。两万元是个难题，但它不能把我吓倒。杨泊对自己轻轻地说。
在一个刚刚启用的路边电话亭里，杨泊给俞琼挂了电话。电话接通后，他听见俞琼熟悉的字正腔圆的普通话，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好。他似乎从话筒里嗅到了海欧牌洗发水的香味，并且很唯心地猜测俞琼刚刚洗濯过她的披肩长发，于是他说，你在洗头吗？别老洗头，报纸说会损坏发质。
没有。俞琼在电话线另一端笑起来，你说话总是莫名其妙。来了几个同学，他们约我去听音乐会，还多一张票，你马上也来吧，我等你。我们在音乐厅门口见面好了。
我没心思听音乐会。我要去找大头。
为什么又去找他？我讨厌大头，满身铜臭味，暴发户的嘴脸。俞琼用什么东西敲了敲话筒，她说，别去理这种人，看见他我就恶心。
没办法。我要找他借钱，两万元，不找他找谁？
为什么借那么多钱？你也想做生意吗？
跟朱芸做生意，她要两万元，你知道这是笔什么生意。
电话另一端沉寂了一会，然后突然啪地挂断了。杨泊隐隐听见俞琼的反应，她好像在说恶心。这是俞琼的口头禅，也是她对许多事物的习惯性评价。杨泊走出电话亭，靠着那扇玻璃门回味俞琼的反应。是够恶心的，但恶心的事都是人做出来的。杨泊用剩余的一枚镍币在玻璃门上摩擦，吱吱嘎嘎的噪音使他牙床发酸难以忍耐。但他还是坚持那样磨了一会，直到发现这种行为无法缓释他郁闷的心情。他将镍币朝街道的远处用力掷去，镍币立刻无影无踪，一如他内心的苦闷对于整座城市是无足轻重的。
冬天的街道上漂浮着很淡很薄的阳光，行人像鱼群一样游来游去，秩序井然地穿越十字路口和建筑物，穿越另外的像鱼群一样游来游去的行人。街景总是恰如其分地映现人的心情。到处了无生气，结伴而行的女中学生脸上的笑靥是幼稚而愚蠢的。整个城市跟我一样闷闷不乐，杨泊想这是因为离婚的叫声此起彼伏的缘故。走在人行道的最内侧，杨泊的脚步忽紧忽慢。他简短地回忆了与朱芸这场婚姻的全部过程，奇怪的是他几乎想不起重要的细节和场面了，譬如婚礼，譬如儿子出世的记忆。他只记得一条白底蓝点子的裙子，初识朱芸时她就穿着这样一条裙子，现在他仍然清晰地看见它，几十个蓝色小圆点有机排列在白绸布上，闪烁着刺眼的光芒。
杨泊走进大头新买的公寓房间时，发现自己突然感冒了，他听见自己说话夹杂着浓重的鼻音。大头穿着一件羊仔皮背心，上身显得很细很小，头就显得更大了。杨泊将一只手搭到他的肩上说，没什么事，我只是路过来看看你。最近又发什么财啦？大头狐疑地看看杨泊，突然笑起来说，我长着世界上最大的头，别人的心思我都摸得透，你有话慢慢说，先上我的酒吧来坐坐吧。杨泊吸了一下鼻子，不置可否地朝酒吧柜里面张望了一眼，他说，那就坐坐吧，我不喝酒，我感冒了。
喝点葡萄酒，报纸上说葡萄酒可以治感冒的。大头倒了一杯酒给杨泊，补充说，是法国货，专门给小姐们和感冒的人准备的。我自己光喝黑方威士忌和人头马X0。
我不喝。最近这个阶段我要使头脑一直保持清醒。
你是不是在闹离婚？大头直视着杨泊的脸，他说，满世界都在闹离婚，我不懂既然要离婚，为什么又要去结婚？如果不结婚，不就省得再离婚了吗？你们都在浪费时间嘛。
你没结过婚，你没法理解它的意义。杨泊叹了一口气，环顾着房子的陈设和装潢，过了一会儿又说，你没离过婚，所以你也没法理解它的意义。
意义这种字眼让我头疼，别跟我谈意义。大头朝空中挥了挥手，他的态度突然有点不耐烦，你是来借钱的吧？现在对你来说钱就是意义。说吧，你要借多少意义？
两万。这是她提出的条件。杨泊颓然低下头，他的旅游鞋用力碾着脚下的地毯。杨泊说，别拒绝我，我会还你的，我到时连本带息一起还你。我知道你的钱也来之不易。
看来你真的很清醒。大头调侃地笑了笑，他拍着杨泊的肩膀，突然说，杨泊杨泊，你也有今天。你还记得小时候你欺负我的事吗？你在孩子堆里逞大王，你把我的腰往下摁，让我做山羊，让其他孩子从我背上一个个跳过去？
不记得了。也许我小时候很坏，很不懂事。杨泊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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