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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又佳打开电视说：“你到底怎么了？”

“我也不知道。”丘晔说。

“你真受了舅舅的感动？”陶又佳又问丘晔。

丘晔接着陶又佳的话说：“你一问，我倒真有点儿不好意思了——你见过我不好意思么？没有吧。大概还没人见过我不好意思。可是刚才，我也不知我说了些什么。”

“我舅舅有时候是挺神的，”陶又佳说，“不过我常常觉得他的逻辑也不一定完全是云山雾罩。当然，有时候也属于一种极端，把人弄得尴尬起来。”

“我倒没有那种感觉，既然任何一种理论都有它的局限性……我现在一直在想别的，想那个孩子。”

“知更？”

“嗯，知更。两只奶像两个小拳头，光着，毛都没长全。操！我他妈又想到了自己。”

陶又佳不止一次听丘晔讲过她自己，每次当丘晔说“又想到自己”时，那个久远的故事就会同时从她们两个人的脑子里掠过，它清晰而又浓烈。

丘晔还常说，一想到那个年代，一想到那个年代的自己她就不寒而栗。那时长邺市一群住在被称做“副二号”的孩子，一夜之间都成了无家可归的孤儿，那个副二号便是本省那些最高官员的集居地。丘晔说，说我们无家可归吧，我们简直就是家里的主人。你想，父母进了牛棚，用人被辞退，我们不是主人谁是主人？说我们是主人吧，又像是无家可归。她说，开始他们不知所措，白天不敢出门，晚上净躺在床上做噩梦。可是后来，他们都习惯了自己管理自己、自己放任自己的生活，他们试探着走出门来，寻找着自己的同类伙伴，原来伙伴只有是同类时才那么容易结合。丘晔说他们的结合好像是为了共同对付他们的敌人，又好像是为了共同逃避他们的敌人。她说当时他们的敌人是副二号的另一群孩子，他们比我们优越，一时间他们在天上，我们在地下。他们把我们叫做“崽子团”，我们就把他们叫做“红狗队”，因为他们都戴着自造的红袖章。我们副二号的崽子团有那么十多个人，有男的，也有女的，差不多是一半对一半，有的上了初中，有的还在上小学。我们有个自封的头儿叫大平，大平长得不高，结结实实的，有点儿肉眼凡胎，可点子多，胆儿也大，所以，虽然大平的父亲在副二号职位最低，可大平在我们中间的威信最高。大平把我们秘密集合起来说，咱们也讲点革命不是请客吃饭，革命是暴动，是崽子团对付红狗队的暴动。可是讲归讲，红狗队还是打得我们到处跑，有时候我们连家也不敢回，说不定红狗队的人就蹲在谁家的花园里，于是我们的活动就被迫转入地下。大平发现了一个最秘密、也最能引人入胜的集合点，一个防空洞。洞里盘根错节，洞口在院外。那时候，无论外面多么恐怖，只要一进了防空洞，心立刻就会踏实下来。我们在洞里点燃蜡烛，打牌，聊天儿，开始男生说男生的话女生说女生的话，后来就没人再管这些了。有时，男女生就躺在一起说东道西，当我们都觉得没意思时，大平总能想出些点子来，改变一下气氛。比如他突然掏出一盒烟说：“同志们，崽子团的战友们，今天发烟。谁要不抽就不许再进团部。”——大平把防空洞叫团部。大平说完就挨个儿发烟，发完烟又说：“现在都给我叼起来，我要挨个儿点，点到谁那儿谁要是躲，有你好看的。”我们立刻站成一排，挨个儿靠在墙上。大平手持蜡烛，点亮一个又点一个。烟点着了，我们抽着，咳嗽着。大平又说：“别出声儿，谁暴露目标就把谁交给红狗队。”我们不再咳嗽，一口口抽起来。开始我只觉得头晕恶心，可还是抽完了半根。说也奇怪，当我第二次再抽时竟然不恶心了，还抽出了点意思。后来我们就向大平要烟抽，我们围住他说：“给一根呀，给一根呀。”当大平拿不出烟时，就有人七手八脚把他扳倒捶打他，我们也上了手，人摞人滚在一起，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有一次大平来了，胳肢窝底下夹着一卷布，一卷又粗又硬的布，像单人凉席那么宽。他站在我们面前说：“谁能猜出我拿的是什么就算是毛主席的好战士。”我们谁也不说话。大平说他猜我们也不认得，他让我们多点几根蜡，说今天让我们开开眼。我们赶紧张罗着点蜡，把洞里能放蜡的地方都放上蜡，你想那是一种什么景象什么气氛，当时我真觉得和外国人过圣诞节没什么两样。大平神秘地说，“现在我就请大家开开眼，咱们把丑话说在前面，呆会儿我把这东西一打开，男生看见不许犯傻，女生看见不许尖叫，现在开始。”大平说完唰地打开那卷布，摁到墙上，神秘地闪到一边。我抬头一看，真是差点尖叫起来，原来那是一幅画，画一个光屁股女人，比真人矮不了多少，身体很白，身后很黑。后来我才知道这种画叫油画，这种光屁股女人画叫裸体画。画上那个女人块头不小但不蠢，奶有点儿垂，但不难看，腰胯都属上等，毛长得也不赖，梳两条辫子，一条搭在胸前一条顺在脑后，头有点歪，眼皮向下抹搭着。以我们当时的年龄面对眼前这个女人，有谁能说出是一种什么滋味儿？害羞？惊异？茫然？饥渴？也许都不确切。男生自有男生的感觉，女生自有女生的感觉。当时我只觉得我有点自我膨胀，浑身上下好像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