间,她们还不断绕着远路。当她们在白银家门口和白银分手时,天已经黑了下来。她们商量好明日上学路上继续穿高跟鞋过瘾,鞋当然要归白银保管的,她是发现它的人。白银答应明天把鞋再带出来,说回家还将给鞋擦擦油,有同学说没有红鞋油用无色透明鞋油也行。
白银和同学们道了再见,便笃笃笃地走进家门。
家里没有人,白银独自站在门厅的穿衣镜前欣赏自己。她以她有限的知识和词汇对镜子里那个突然长高的小女人做着形容,她用了四个她最喜欢的词儿:天使、名模、灰姑娘、白雪公主。她没有发现白已贺已经推门进来在鞋架跟前站着。
白已贺做好晚饭还不见白银回来,便心急火燎地去了学校,传达室师傅说学生们早就按时放了学。白已贺骑车往回返,一路留心着每个和白银相似的女孩。妻子的背叛使他倍加疼爱起女儿,他生怕女儿再遇到什么不测,总是千叮咛万嘱咐地教育白银:要在观念里把家门和校门变成一条直线,直线以外不准有任何节外生枝。白银对父亲的教诲也很是在意,像今天这样晚归的事还从未发生过。
白已贺看见站在镜前的女儿,心已经放下了一半,火气还没能全消。他观察着镜前的白银,追问她晚归的缘由。当他听完女儿的叙述,怒火便从胸中再次燃烧起来。他看看女儿脚上的烂东西,再看看瘸腿站立的女儿,觉得她活脱一个小叫花子。也许使白已贺格外恼火的另一个原因是白已贺恨鞋,他觉得他生活得背时与鞋密切相关。他半生中看鞋、摸鞋,他的结发妻子也曾看鞋、摸鞋。那个洋人给他们厂送来的还是鞋。什么他妈“特丽雅”,不也是两块臭皮子拼起来的鞋窠旯?他最后看见他老婆时她也是穿着这么一双细跟的尖东西。于是白已贺不能自制了:他一把拽过女儿立逼她把鞋扔下楼去。白银犹豫着不脱,白已贺一抬胳膊把女儿横着夹起来,从她脚上扒下了那鞋。
白已贺扔下白银,拎着鞋走上阳台,他先想把它甩到楼下,接着又改变主意,找出一把斧子把鞋摁到地上,啪的一声先将一只鞋拦腰砍断——掉了后跟的那一只。白银知道阳台上发生了什么,在屋里大哭起来,而白已贺就在白银的哭声中停住了斧子。
白已贺在劈了第一只鞋之后没再向另一只下斧子,并不是因为女儿的哭,而是因为他在这只劈开的鞋底夹层里发现了一个东西,一个略微大于邮票的粉色小纸袋。他小心翼翼地将纸袋抠出来,这纸袋扁而不空。他没有急于打开查看,他只有一种预感,他预感到这是一个不寻常的小纸袋,这里面定有一个不大不小的秘密。这种预感使他立即生出一种兴奋,一种快乐,一种幸灾乐祸之情,而许多年来他一直是旁人幸灾乐祸的对象。幸灾乐祸特别能使一个正在倒霉的自己突然地轻松那么一下,白已贺就在这突然的兴奋和轻松之中快速地跑进厨房去为女儿热饭热菜,然后又像没事人似的哄女儿吃饭并且答应星期天带她去儿童乐园坐“钻山龙”。说到那双高跟鞋,白已贺只强调了它的不卫生,说现在有许多怪异而新奇的病菌都是通过垃圾传播的,他希望今后的白银永远不要靠近垃圾桶走路。白银本是个不记仇的孩子,再说儿童乐园的“钻山龙”也能使她忘掉和父亲的“前仇”,于是饭桌上的气氛又变得一片轻松。
吃过晚饭白银做功课看电视,白已贺便鬼使神差地回到自己房间锁上了房门。他坐在桌前打开台灯,从衣兜里掏出纸袋放在桌上仍不急于打开。他要隔着纸袋猜测那么一小会儿,猜测中有激动也有惊恐。虽然他一时不能断定里面是字、是纸或是照片,但他深信里面一定联系着情场陷害和谋杀什么的。但愿与谋杀无关,白已贺绝不乐意涉足这种恐怖。后来他终于小心翼翼地打开了纸袋,却见里面是一张照片的底片,一张“135”黑白底片。白已贺拿起底片在灯光下照,在这张冲得偏厚的底片上,他看见有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紧紧地拥抱在一起。这张男女拥抱的底片解除了白已贺心中的恐怖,此刻他心中只充满着一个单身男人的好奇和焦灼,正好比一场引人入胜的电影已经开演,使白已贺焦灼的是下一串镜头的发展。他决心弄清这一男一女的面目,那么他必须使这张被称做负片的底片变做正片——黑白照片。他告诉白银有事需要到厂里去,便匆匆下了楼。
原来白已贺在厂设计科也摆弄些摄影、显影,在暗房里,他很快就把男人和女人的面目在显影箱上显现了出来。虽然这张照片拍得拙劣,而且颗粒粗糙,是出于一位业余者之手,白已贺做的又是“135”原大,但他还是准确无误地认定,这男人便是经常在报纸上和电视屏幕上露面的本市那位常务副市长普运哲。白已贺还记得,当初普运哲曾为他们的鞋业集团成立剪过彩,他的相机也亲自摄下过他的镜头。对于照片上的女人,白已贺是陌生的,但他断定这并非市长夫人。这种不伦不类的合影夫妻之间有必要吗?再说若是夫妻,是谁把他们塞在鞋里呢?他端详着照片上这个年轻女人,女人在男人的怀抱里迷醉地微微向后仰着头,她眼睛紧闭正接受着男人对她那优美的脖子的亲吻,她的整个神情显现出一种高度控制着的快意。
白已贺承认这是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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