们强加给他们自己的狂热与软弱，自己的消遣与诠释，一步步将其排挤出世界，钻进他们的衣服，好像那原本就是为我们缝制的。
过去如同一个广袤的世界横亘在我们面前，等待着我们去殖民，去大肆掠夺，去任意改造。表面看去，似乎全部的文化力量都被用于守护少量的残存之物，任何纪念的努力都值得庆贺。越来越多的人从虚无中被挖掘出来，他们曾经被自我时代遗忘，如今却被重新发现：街道上的少先队员，无名歌手，战地记者。这很容易被视为值得庆祝的节日，好比又新开了一家殖民商店，可供殖民者随意挑选土著纪念品，并随心所欲地解读它，完全不必顾虑那些面具或者拨浪鼓在自我时代和地域象征着什么。现在过于自负地认为，自己完全掌控着过去，自己对于过去无所不知，一如历史上的殖民者自认为完全掌控着殖民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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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走在埋葬着母亲的犹太公墓里时，目光在灰色墓碑上来回扫视，慢慢地记住了母亲在墓地的所有邻居。在那些名字后面依稀可见各种图案：树木，山峦，星星，鹿。这些死者拥有爱与自由，他们有的死于一战，有的死于特雷津集中营，有的则幸而死在了所有这些之前。只因他们与我母亲共享一片墓地，便令我倍感亲切；而墓碑上的那些名字和图案，是我关于他们所知道的一切。
柏林犹太人博物馆里有一个展厅，专门用于展出所谓的家族故事：儿时的老照片，咖啡杯，小提琴。在一块不大的面向我的屏幕上，滚动播放着一段用家庭摄像机拍摄的录像。这在后来司空见惯，但在当时绝对是财富的证明，就像瑞士的滑雪之旅或者达洽的夏夜一样。
和在赫尔加·兰达乌埃尔的影片中一样，他者过往在此处被赋予了充分的自由，只讲述过去的样子，而回避后来的结局。只不过，这里有些东西是我们确知的，对结局也大致有所了解。视频的瘆人特性在此处暴露无遗：不同于着重强调过去与现在之差异的文本，视频总在刻意凸显相似性、不间断性和无差别性。城市的电车、公交车和地铁照常运转，摇篮前哼唱的还是老调调，不带有任何的延误或者难为情，只是有些人、有些物再也见不到了而已。
以下便是那些再也见不到的人和物：一只狗几乎在雪原里游泳，它的主人们欢声笑语，一团团雪球钻进了滑雪裤；有人尝试着从低矮的山坡上滑下来，却仍旧摔了个四脚朝天；仓库大门，自家的门廊和别家的屋顶；宝宝从蔚蓝色的老式推车里探出手来；礼拜天的街道，几乎跟今天没什么差别，同样是衣着光鲜的行人，风衣，修女；还有一些池塘，湖泊，游船，半大孩子；又是冬天，滑冰者在清理冰场，时间是1933年或1934年。看到最后，我很想知道这些人的姓名。他们姓Ascher。屏幕上，这家半透明的人又开始检查滑雪板，一遍遍摔倒在雪地里。这些老胶卷是2004年由这家人的女儿捐献给博物馆的，也就是影片中的那个小姑娘。至于她的父母，那条船和那只狗后来怎么样了，无从得知。
假如忽略注脚，所有战争时代的照片都如出一辙——遇害者横尸街头，可能是顿涅茨克，也可能是金边、阿勒颇；人类所面对的灾难几乎没有任何差别，那个破洞完全可能出现在任何地方。其他类型的照片同样千篇一律：儿童照片（微笑，玩具熊，连衣裙），时尚照片（单色背景，仰拍），老照片（胡子，扣子，眼睛；衣褶，礼帽，嘴唇）。照片的信息是质朴的，它不会讲述，而只是列举，仿佛只剩下战船名单的《伊利亚特》。
当我看着Ascher一家的影像故事，看着1934年的雪山，看着滑雪道和灯火通明的窗户时，视频只是一个现成信息的传导者，告诉我们与之类似的人在那个年代经历过什么。尘归尘，土归土，同类人的共同命运。这条命运的滑雪道如此清晰，以至于任何偏离都不啻于奇迹。在网吧坐了半个小时，我搞清楚了，这个滑雪游船的犹太人家庭恰恰属于极少数的幸运者，他们于1939年迁居巴勒斯坦，后来又去了美国，逃离了共同命运。可惜，影片上的人都还不知道，这部电影有个幸福结局；对此没有任何相关的暗示。
[1] 温弗里德·塞巴尔德（1944—2001），德国诗人、小说家、随笔作家，当代最具影响力的德语作家之一。
[2] 桑德罗·波提切利（1446—1510），15世纪末意大利画家，意大利肖像画先驱。西坡拉是先知摩西的妻子，由波提切利创作的西坡拉被视为完美女性的代表。
[3] 赫尔加·兰达乌埃尔（1969— ），俄罗斯诗人、纪录片导演、编剧。
[4] 米哈伊尔·库兹明（1872—1936），俄国白银时代文学家、作曲家。
[5] 英文：公平竞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