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儿童房来的廖尼奇卡

事，即描写假想的、不同于我们的异域生活。在那些虚构的、充满资产阶级荒淫的法国人和意大利人皮埃罗夫、安图阿诺夫、路易吉身上，在辛辣嘲讽之余又带着点儿古怪的味道，仿佛其所讲述的是某种未实现的梦想，对此别无他法，只好付之一笑。

每个笑话，众所周知，都是被极限浓缩的长篇小说，其中任何一个都能铺展为大象规模的现实。或许也有相反的情形，当你所说的那个过于庞大，大到无法赋予其位置时。外祖父的笑话（在报纸上刊登时并未署名）所依靠的似乎是对于另一个世界之存在的无意识信念，这个世界充斥着气泡般的有趣的可能性，在那里，色情的狂热是供人呼吸的空气；在那里，人们自己生活，同时也允许别人生活。那里的人们有着某种难以遏止的旧时尚，似乎所有人都戴着礼帽、系着领扣；在自己妻子的葬礼上，斯迈尔斯先生安慰悲恸号啕的妻子的情人说：“您用不着这么伤心，我很快就又要结婚了。”

此处不得不说的是，较之于生平从未出过国的好几代同胞，列昂尼德·古列维奇是个幸福的例外，他去过外国，这我从小就知道。他生于1912年，带有严重的先天性内翻足（在老照片上，躺在肚皮上的婴儿眼睛闪闪发亮，两只小脚照我看并没有什么异常）。每年夏季，妈妈都会带小廖尼亚去同一家瑞士疗养院，那里有翠绿的山峦，小廖尼亚在山路上走得越来越稳，直到准备好投身新生活——而国外旅行也就随之结束了。但对于自己的瑞士他毕生难忘；每当有人当着他的面进行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的经典讨论时——你会选择哪个城市和国家，假如有机会的话？罗马，巴黎，还是东京？——他总是沉默不语。但假如有人直截了当地问他，他总会回答得十分干脆，好像早就决定好了一样：“瑞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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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自己生平第一篇论文廖尼亚是在医院的窗台上写成的，他本该在那里卧床静养，可他却根本躺不住。他在某一时期总会对什么东西保持兴趣，其所从事行业的多种多样带来了丰厚的经济效益，家里的日子一直很富裕。

文章，著作，在三所学院同时授课，但这些于他而言仍非终极目标，他似乎觉得，自己是为了某种更大的或者别的什么使命而生的，因此他不断地改行换业，在一张看不见的调查表上逐渐填满了所有的小方格。我想，与小女友们的暧昧大概也是出于同一目的——不是为了填充，而是为了遮掩某个深坑，某种旁人看不见的缺失。他这辈子可谓丰富充盈：他设计过立交桥，下过象棋，搞过发明创造，拿过一项又一项的专利，其中有一样东西令我永远着迷，不仅让小时候的我大吹牛皮，及至现在仍然引以为豪。那是一个测定西瓜成熟度的复杂仪表，无意义本身使这一仪表显得冠冕堂皇——原本简简单单扣指一弹便可搞定的事情，内中竟如此大有乾坤。

这种聊以自娱的爱好中间还包括笔耕不辍的打油诗。廖尼亚明显的天分同样显露于此，诗行仿佛是自动铺展开来的，当戏谑的时机成熟时。在战争爆发之前，他还曾一度博得了“笑王”的名声。但在我询问的人中间，没有一人知晓此事；妈妈的女友们对我描述的都是一个异常忙碌且相当忧郁的人，每次只打个招呼便钻进自己房间。廖利娅才是家族的灵魂，大家都爱她，她也爱大家，她烘焙了一个又一个蛋糕，绣了一块又一块桌布，知道所有人，记得所有事，将整整一大家子的人，包括八竿子打不着的远房亲戚都拥在怀里，贴在心窝子上。医生案事发之后，她没了工作，直到萨拉的一位熟人打电话请她——一位拥有医学文凭的犹太女人——到自己的卫生防疫站上班。此种善举在当时非但是惹祸上身，简直是引火自焚。廖利娅在那儿一直工作到生命结束，也许是为了感恩，也许是不想换地方。

廖利娅死后，妈妈很久很久没对我提起过她，有天却突然问我，是否记得姥姥。我说记得。她怎么样？“她非常疼我。”我确定地回答。这大概就是我对她的全部印象，她对所有人都如此疼爱，无分远近，那种集体性的温柔之光至今仍光灿夺目，令人无从辨认细节。她到底是个怎样的人呢？希玛阿姨，我的老奶妈，记得所有人年轻时的模样，漫不经心地回答我说：“她快活得很，喷香水，抹嘴唇，总是跑去看戏、约会。”约会？约什么会？和谁约会？妈妈的女友来到我家，讲了一些关于廖利娅的往事，我追问细节，她说：“她……她是个正面的女主人公。”然后就不说话了。

她想要说的，无法用已经到来的新时代的新词汇来表达。“正面女主人公”意味着“活古董”，另一个时代之人，其优点和美德都是过时的，需要同样过时的字眼来表达，以彰显其相对于早已取缔的准则的正确性。这些即便在20世纪50年代看上去也难免落伍，全靠廖利娅无微不至的热心肠才令其存在方式为周围人所接受。我所听闻的那些——柔和与强硬、毫不妥协与逆来顺受的交替更迭，无论如何无法被纳入到当今世界观的框架与标尺中去。我记得，小时候每次听到妈妈说那句话都会不寒而栗：“我小时候，说这些话是要被妈妈打嘴的。”即便现在想起来，也会忍不住哆嗦一下。“打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