置身于非人情的环境之中。陶渊明不可能一年到头都盯着南山瞧个没完，王维也不愿意在竹林中连蚊帐都不挂一直睡下去。我想，他们会把多余的菊花卖给花店，把新生的竹笋送到菜市场去。我当然也是如此。不管对云雀和菜花如何中意，但我也不能野居山间，干出那种不合人情的事来。在这样的地方也能遇见人。有把衣服曳在腰间、用毛巾裹着头的老爷子；有穿着红围裙的大姐；有时还碰到面孔比人长得多的马。尽管受到千万棵桧树的包围，尽管呼吸着海拔几百米高的空气，仍然能够感受到人的气息。岂但如此，跨过山梁，前方就是今日寄宿的那古井温泉场了。
人对事物的看法是各种各样的，列奥纳多·达·芬奇曾经对弟子说过： 听听那钟声吧，同一口钟，各人听到的响声有时会不一样。即使对一个男人或女人，人们的评价也不会一致。因为是一次非人情意味的旅行，以此时此刻的心境看人，会同平素杂居于市井小民之间的时候各不相同。尽管不能完全摆脱人情的束缚，但至少像观看能乐表演时那样心性淡泊。能乐也表现人情。我不敢保证看了《七骑落》 [4] 和《隅田川》 [5] 之后不流眼泪，但是这种艺术只能以三分情和七分艺来表演的，我们从能乐所获得的艺术享受，并不是从下界人情中原封不动照录下来的，它是在事实的基础上套装几层艺术的外衣，采用的完全是现实世界上所没有的悠远而娴静的动作。
如果把这次旅行中出现的事和所见到的人当成能乐当中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会怎么样呢？虽然不至于完全抛却人情，但归根结底这是一次诗的旅行，所以要尽量约束感情，向着非人情的方向努力。当然，人和“南山”呀、“幽篁”呀，肯定不是同一种性质；也不能和“云雀”呀、“菜花”呀相提并论。但是要尽量求其相接，努力争取用相同的观点看待人。芭蕉 [6] 这个人，看到马在枕头上撒尿也当成风雅之事摄入诗中，我也要把即将碰到的人物——农民、商人、村长、老翁、老媪——都当成大自然的点缀加以描绘，进行观察。当然，他们和画中人不同，他们各有各的行动。但是，如果像普通的小说家那样，去探索各种人物的行动的根源，研究他们的心理活动，陷进人情世故的纠葛之中，那就未免流于庸俗。他们纵然运动也无碍，可以看作是画中人在运动。画上的人物再怎么运动也不会跳出画面去。假如感觉他们跳到画面之外，活动变成了立体，就会和我等发生矛盾，产生利害冲突，引起麻烦。越是麻烦的事越不能认为是美的，我今后再碰到人，就用超然物外的观点对待，双方都极力避免情感上的交流。这样，不管对方如何活跃，都无法轻而易举地跳进我的胸怀。就像站在一幅画前，任凭画中人在画面上东闯西撞，吵闹不休，只要有三尺之隔，就可以平心静气地观看，毫无危机之感。换句话说，心情可以不受利害关系的约束，集中全力从艺术的角度观察他们的动作，专心致志去鉴别究竟美还是不美。
当我这样下决心的时候，天空发生了奇怪的变化，乌云翻滚，忽而低低地压在头顶上；忽而又飞散开去，四面八方一片云海。在我惊疑未定的当儿，簌簌地下起了春雨。菜花地带早已过去了，如今，我走在山和山之间，雨丝又细又密，胜过浓雾，看不清远近的距离。时时有风吹来，拂去高空的云朵，可以看到右边青黑色的山梁，隔着一条山谷，向远方伸延。左边的近处是山麓，松树深深笼罩在雨雾之中，不时显露出姿影，若隐若现。我的心情有些奇妙，不知是雨在动，还是树在动，还是梦在动。
山路变得开阔了，而且很平坦，走起来一点不费力。因为没有带雨具，只好加快脚步赶路。雨水从帽子上吧嗒吧嗒直往下掉。这时，前边两三丈处，响起了铃声。黑暗中出现了一个赶马人。
“这儿有没有歇息的地方？”
“再走三四里有一家茶馆。你浑身都湿透啦！”
还有三四里？回头一看，赶马人的身影包裹在雨雾里，像皮影戏一样，又忽地消失了。
米糠一般的雨珠渐渐变粗变长，一丝一丝随风飘卷着，映入眼帘。外套被雨淋得透湿，雨水浸在肌肤上，经体温一蒸，感到热乎乎的，心情有些烦闷，歪戴着帽子，急急忙忙赶路。
我在茫茫的青黑色的世界里，冒着几条银箭般斜飞的雨丝，水淋淋地埋头向前走去。当我没有意识到这是自己的影像时，便成为诗，可以当作诗句吟咏。当我把有形的自己忘却尽净、用纯客观的眼光看待一切的时候，我才能作为一个画中人和自然景物保持着协调的美。但是在感到雨天的苦恼、两腿疲惫不堪的时候，才发现自己既不是诗中人，也不是画中人。只不过仍然是市井中一分子。眼不见云烟飞动之趣，心不怀落花啼鸟之情，身冒潇潇大雨在春山上踽踽而行，我还是不理解究竟美在何处。起初是倾斜着帽子行走，后来只是望着脚趾甲行走，最终缩着肩膀战战兢兢地行走。雨摇撼着满眼的树梢，从四方袭来，威逼着天涯孤客，这种非人情实在太过分了。
[1] 美玉金属摩错之声，此处比喻诗歌的韵律美。
[2] 道德沦丧，时世混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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