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白云苍狗

曾国藩是应慈禧的旨意来到天津的。

从接到上谕那一刻起，曾国藩就有着一种浓烈的不祥兆头，自己身体如此衰弱，慈禧让他来处理天津教案这个棘手事件，很明显是别有用心的。虽然朝廷一开始以试探的口气在谕旨中询问曾国藩：你最近的身体怎么样了？可以处理这件事吗？但曾国藩知道，这件事情自己无论如何是推脱不了的，朝廷就是要让他出面处理此事。曾国藩的回答是：身为直隶总督，天津发生闹事，我怎么能不管呢？他还引用林则徐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福祸避趋之”的悲壮诗句自勉。当然，这些都是做给别人看的。曾国藩隐隐约约地知道，事到如今，自己是很难躲得过这一劫的。

对于慈禧，曾国藩充满敬畏。虽然只是在京城时见过几面，但看得出来，这个女子聪明无比，洞察力很强，也心狠手辣。曾国藩曾在私下里把她跟汉时的吕后、唐朝时的武则天相比较，曾国藩的结论是：比较而言，汉时的吕后是狠，凶残无比，她可以毫不迟疑地杀掉韩信、陈郗，就足见她的凶狠；而唐朝时的武则天呢，霸气十足，气吞万里如虎，更像一个男人，她甚至有着汉魏武帝的风格，胸襟博大，极具个人魅力。相比较而言，慈禧，这个江南小女子，倒是聪明伶俐，也最具有女人味，她善于运用女人的手段和方式来办事，在轻描淡写和风细雨中，达到她的目的。当然，这个女人同样是颇具胆略的，几次关键时候的先下手为强，就可以看出她的心机和果敢。曾国藩自认对于慈禧的心理状态还是了解的——身为孤儿寡母，疑心病会尤其重，如果一意识到危险，肯定会先下手为强。从总体上来说，慈禧一点也不比吕后和武后差，但这个女子是否成大器，就看这个时代的机缘了。

想到这里，曾国藩不由苦笑了，毕竟，都是属羊的。都说属羊的人命苦，看来是真的，自己就是一只苦命的羊啊。自己这头老羊正被一只年轻的母羊驱赶着，就要去赴汤蹈火。当然，这一只“母羊”也很命苦的，一对孤儿寡母看守着这摇摇欲坠的山河，也的确不容易。曾国藩唯一担心的就是“借刀杀人”，弱国无外交，在这样的外交冲突中，自己很可能因此而身败名裂。曾国藩知道这个时代最敏感的就是中外国民的交往问题。一个曾经的泱泱大国，颜面尽失之后，子民们当然是满怀愤懑，当这种愤懑从一个出口喷薄而出的时候，哪里会有什么理性呢？往往造成激烈的矛盾和冲突，从而引发事端。这时候，朝廷就会从中找一个替罪羊，本朝的林则徐、琦善等等，不都是这样的命运吗？如果流放，结局还算好，怕就怕给朝廷下手的借口。此次去津，最有可能的，就是去当这样一只祭祀的羊。

对于“教案”一事，曾国藩并不陌生，曾国藩清楚地知道，“教案”的屡见不鲜，跟中国百姓的大众心理有关。鸦片战争之后，一个泱泱大国在与洋人的对局中屡屡失败，使得各界人士尤其是普通大众积淤了强烈的忿恨情绪；外国传教士在中国的传教活动越来越公开化合法化也招致了人们的不满。更令中国人气愤的是，对中国道德伦理一知半解的外国传教士们，在中国内地的地方事务中逐渐拥有了相当的特权：他们不受中国法律的约束，享有“治外法权”和“领事裁判权”；他们在中国土地上触犯了法律，只有他们的“领事”才有权“按照他们的法律”进行处理，这实际是纵容传教士们在中国土地上为所欲为。那些一开始对中国国情不了解的外国传教士很快就学会了清国的等级制度，他们和清国的官员一样，也分成若干等级，开始与清国的官员们平起平坐。教会中的主教官职相当于清国的一品大员，与总督与巡抚平级；副主教与清国的司、道平级；神父和牧师则与清国的知府、知县平级。这样，教会实际上也就成了另外一个政府，甚至有些人要求中国的百姓见了外国传教士，同样也要下跪磕头。除此之外，那些先行入教的中国地痞流氓，恃洋人为后台，为非作歹，更让人们横眉冷对。有了这样的大众心理，也难怪那些百姓们会对教会群起而攻之。这些年贵州、广西、山西，都发生了很多当地人与洋教士冲突的“教案”，在这样群起而攻之的过程中，也有一些人胡乱泄愤。中国人人多势众，吃亏的，当然都是那些洋教士们，在教案中，教士屡屡被杀被打，教堂也被烧毁。曾国藩清楚地知道，民众只要一聚集在一起，有些事情根本就无法控制。人心当中那些复杂无比的情感和动机，又如何能把握住呢？结果，只有天知道了。

接到上谕之后，曾国藩好长一阵子都在发呆。他清楚地明白，此次去津，完全可能有去无回。对自己这衰病之身，曾国藩倒是无甚留恋；官居一品，封侯拜相，也无甚遗憾了。他最牵挂的就是两个儿子，担心他们今后若不能好好地立身处世，曾氏家族也会有一天突然败落。这样的事，对于名门望族来说，几乎不可避免，否极泰来，泰极否来，一切都太正常不过。曾国藩唯一希望的是曾家败落的时间能稍稍长一点。当天晚上，曾国藩又给儿子们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写写停停，一直写到鸡鸣之时才完成。总算把该交代的都交代了，曾国藩感到释怀不少。这封信一如既往地饱含了曾国藩的忧郁和担心：

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