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一条没有终点的航线，不知道下一站真正要去的，是什么地方？终点，还是这个世界吗？此时，在曾国藩的内心当中，唯一像脆弱的灯芯一样维系光亮的，只剩顽强的道德了。在曾国藩看来，在有限的人生中，如何在道德上实现自己的完满，如何在立功、立德、立言的基础上，靠道德的完满来获取自己的青史留名，是自己最大的问题。在曾国藩的思想中，他越是觉得世界的荒谬，也就越觉得道德的真切。也许，在曾国藩的一生中，让他唯一真正顺从的，只有道德了。虽然在自己的深层次里，曾国藩也有过对于道德的抗命，诅咒它们是束缚心灵的锁链，但在更多的时间里，他又为这种锁链感到自豪。作为一个传统的知识分子，曾国藩的内心深处，是有那种巨大吸附力的。这种吸附力，如集体无意识一样深入天下庶民之心，形成人们恪守的准则，也成为人们内心的渴望。在所有的东西都变得虚无缥缈的情况下，只有道德像粮食一样，仍旧实实在在。
后来，曾国藩听说了李鸿章处理天津教案的全部结果——其实，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变动，只不过，因为俄国人只索要经济赔偿，不要中国人抵命，精明的李鸿章便乘机将原定二十名死刑改为十六名，算是多保了四个人的性命，其他的，并没有什么变动。但就是这种改动，赢得了国人的一片喝彩。相比之下，曾国藩显得更难堪。曾国藩想想就觉得滑稽，他不由想起了那个“朝三暮四”的成语典故：一个耍猴人养了一大群猴子，渐渐地，觉得粮食不够了，耍猴人就跟猴子商量：以后你们的口粮要作调整了，早晨四个桃子，晚上三个桃子。猴子们大怒，纷纷把手边的石头捡起来砸向耍猴人，然后，又以绝食相对抗。耍猴人灵机一动，便很诚恳地对猴子们说，你们的意见我接受，现在，我们把早晨的桃子改为三个，晚上改为四个，你们看怎么样？猴子欢声雷动，一次尖锐的矛盾冲突，就这样解决了。
曾国藩不由苦笑：如果说那些民众们就是猴子的话，那么，自己又算是什么呢？每一个人都是耍猴人，同时，又是猴子。只不过，是以另外的方式被那些耍猴者耍。其实，人生就是这样的简单吧，自欺，欺人，然后被人欺。这些，既是心甘情愿，也是无可奈何的事。
1870年12月，到了金陵后的曾国藩给朝廷写了一封奏折。对于这一次失败的经历，曾国藩一直耿耿于怀，在奏折中，曾国藩流露出明显的酸楚，也深切地检讨了自己。慈禧读着曾国藩的折子，心里也如打翻了五味瓶一番。一个人，如此自虐般地苛刻自己，是一种病态呢，还是一种美德？或者说，是一种病态的美德？而自己所做的，是刻意地摧毁权威，还是有意无意地“借刀杀人”？这一点，连慈禧也拿不准了。一切，似乎都是天意吧！人力，哪里敌得过天意呢！慈禧心中不由有一丝怜悯了。多年以后的夏天，曾国藩的儿子曾纪泽受命出任驻英、法大使，临行之前，两宫皇太后召见了他，慈禧把曾纪泽叫到面前，跟他谈起当年的天津教案事件，他们的一番谈话，可以说是暴露了各自的思想：
曾纪泽：中国臣民恨洋人，不消说了，但须慢慢地图自强，才能自济，决非毁一教堂，杀一洋人，便算报仇雪恨。现在中国人多不明此理……
慈禧：可不是嘛，我们此仇何能一日忘记！但是要慢慢自强起来，你方才的话，说得很明白，断非是杀一人烧一屋就算报了仇的。
曾纪泽：臣从前读书到“事君能致其身”一语，以为人臣忠则尽命，是到了极致。观近来时势，见得中外交涉事件，有时须看得性命尚在第二层，竟须拼得声名看得不要紧，方能替国家保全大局。即如前天津一案，臣的父亲先臣曾国藩，在保定动身，正是卧病之时，即写了遗嘱吩咐家里人，安排将性命不要了。及至到了天津，又见事务重大，非一死所能了事，于是委曲求全，以保和局。其时京城士大夫骂者颇多，臣父亲引咎自责，寄朋友的信常写“外惭清议，内疚神明”八字，正是拼却声名以顾大局。其实当时事势，舍曾国藩之所办，更无办法。
慈禧：曾国藩真是公忠体国之人。
慈禧的言辞当然堂而皇之。问题的核心在于：一个自私而专制的政权能够引领这个国家走向自强吗？并且，一个极端喜欢奢侈生活，把个人生活和爱好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的人，是承担不了推动社会进步的重任的——当一些自强措施涉及到专制制度的根本利益时，所有的措施便会画地为牢；兴风作浪的，必然是一堆尸位素餐、因循守旧的腐朽人马。一个落后的政体，明显是承担不了自强重任的。
回到金陵后的曾国藩像一只疲惫不堪的鸟一样，终于无奈地落下脚来了。他的身体已全然飞不动了，只能依靠自己的记忆苟延残喘。他开始回忆一生飞翔过的地方：白杨坪、湘乡、长沙、京城、衡州、岳阳、武昌、南昌、安庆、金陵、徐州、周口、保定、天津……那些曾经生活和盘桓的地方，像是一张复杂的、密致的网一样，团团地罩住了他。他就这样莫名地，以生活的轨迹，与这些大大小小的地方结缘，然后系上一个死死的结。曾国藩一直反诘自己，如果身处盛世，以自己立功、立言、立身的表现，是足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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