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重归自由

有三点：

一是马新贻在浙江当巡抚时执法不公，导致张汶祥老婆自杀身亡。据张汶祥自己说，他从太平军回到宁波老家后，发现一个叫吴炳燮的人姘居了自己的老婆，也霸占了自己的钱财。人财两空的张汶祥找到时任浙江巡抚的马新贻，想请他公正断案，但马新贻置之不理。张汶祥只好到宁波府告状，后来，虽然妻子重归自己，但钱财却分给了吴炳燮。张汶祥气急之下，狠狠地打了老婆一顿，老婆一气之下吞烟自尽。在家破人亡的张汶祥看来，所有的悲剧都是马新贻造成的。

二是张汶祥曾经有一些海盗朋友被马新贻捕杀。这件事也导致了张汶祥决意杀马新贻复仇。

三是马新贻明令禁止张汶祥私自开“小押”（重利盘剥的典当行）生意，绝了张汶祥的生路，加深了张汶祥对马新贻的愤恨。新仇旧恨累积在一起，使得张汶祥动了杀心。张汶祥化装成一名清兵，完成了对马新贻的刺杀。

自此，似乎案件可以下结论——马新贻是被寻仇遭杀的，马新贻在任两江总督的位置上，得罪了不少人，因此遭到了袭击。曾国藩和郑敦谨将此事的前因后果以及处理方案向朝廷进行了报告，但朝廷一直拖延着没有表明态度，反而一再要求曾国藩与郑敦谨再细细盘查。因为案件结果迟迟不公布，民间的传闻越来越多，甚至有很多传言把马新贻的死与桃色事件联系起来，说马新贻跟张汶祥曾经是结拜兄弟，因为马新贻强占了张汶祥的妻子，所以导致了情杀。对这一类传说，曾国藩一开始并没有在意，中国市井文化就是这样，总习惯于把一些寻常之事引向传奇，民间的创造力往往在这些地方得到充分释放。但不久，曾国藩发现传闻变得越来越政治化了，马新贻的死竟然跟湘军联系上了——有一种说法是马新贻因审理江苏巡抚丁日昌之子丁慧衡的随从丁炳殴人致死一案，造成督抚不和，从而招致杀身之祸的。也就是说，是湘军杀了马新贻。传言到了如此地步，曾国藩变得忐忑不安了，他很担心传闻背后暗藏某种阴谋，甚至，有某种人在背后操纵……终于，朝廷的批复下来了，认定张汶祥“听受海盗指使并挟私怨行刺”，“实无另有主使及知情同谋之人”。有了这样的定论，曾国藩的一颗心才落了下来。1871年4月，张汶祥被凌迟处决，以祭奠马新贻。

虚惊一场之后，曾国藩庆幸这一次的麻烦事没有跟湘军联系在一起。但不久，另外一起突发事件，又让曾国藩烦透了心思——1871年6月1日，两个曾经的太平天国叛将、朝廷命官李世忠与陈国瑞在扬州火并，先是大打出手，数人丧命，接着，陈国瑞被李世忠也即李昭寿绑架，差一点死掉。这一官场丑闻闹得沸沸扬扬，让两江总督曾国藩很没面子。提起陈国瑞这个“烂人”，话就长了——这个人真是曾国藩的“老冤家”，他曾三次给曾国藩带来很大麻烦：第一次，是北上剿捻之时，陈国瑞带着手下跟刘铭传的“铭”字营火并，结果让曾国藩劳神费心处理了很长一段时间；第二次，则跟“天津教案”有关，教案发生那一天，哪有陈国瑞什么事呢，偏偏这个家伙路过天津，听到有人闹事，不甘寂寞地赶到案发现场，大肆煽风点火。结果英法方面竭力要求给陈国瑞治罪，曾国藩据理力争，才算保住了陈国瑞。这一次，陈国瑞又是因为与同样无赖的李世忠的宿怨，被李世忠绑架四天，水米未进。

6月28日，在处理完这起乱七八糟的事情之后，曾国藩向朝廷上了《李世忠陈国瑞寻仇构衅据实参奏折》，陈述了事情的原委，并建议说，这两个人都是心术相近的垃圾，而李世忠尤为阴狠，这次软禁陈国瑞，情同掳人勒赎行径，应照例严办，罪行不赦；但朝廷既已保全于前，这次仍从轻发落。曾国藩建议：将前任江南提督李世忠即行革职，免治其罪，勒令回籍，交地方官严加管束，如再出外滋事，一经查实，即行奏明严惩；对于记名提督前任浙江处州镇总兵陈国瑞，则以都司降补，勒令速回湖北原籍，不准再在扬州逗留，以免滋生事端。朝廷同意了曾国藩的意见。

事情平息下来之后，曾国藩终于有时间开始读书了，在那段时间，曾国藩经常重温的书籍有：《四书》、《五经》、《资治通鉴》、《朱子年谱》、《二程全书》、《二程遗书》、《宋元学案》、《理学宗传》、《王船山年谱》等。读书之外，就是作文，曾国藩永远有还不清的文债，在1871年这一年中，曾国藩先后作《赠李眉生》、《丁君墓志铭》、《罗伯宜墓志铭》、《湖南文征序》、《张君树程墓志铭》、《重刻茗柯文编序》、《黎君墓志铭》、《钱君墓表》、《酬王壬秋》、《题俞荫群经平议诸子平议后》、《仪宋堂文集序》、《书何母陈恭人事》等。一直以来，曾国藩很少有时间安安静静地梳理一下自己的心情，他一直想为自己的父母和祖父写点文章来祭奠一下。这一年，曾国藩终于忙里偷闲完成了《台州墓表》以及《王考星冈公墓表》。当曾国藩写作这些祭文时，仿佛看到自己的祖父和父母的影子。曾国藩又一次感觉到文字的留存和昭示作用，以及它背后的神灵意义。

读书写作之时，曾国藩的心情仍旧好不起来，他的心绪经常像一个不敬业的伙计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