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走向虚无

也难怪这样的军队在洋枪洋炮面前一败涂地，咸丰皇帝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只能弃城逃走了。想到慈禧对于自己的嘱托，曾国藩感到责任重大，在京城周围，只有这样一支堪称“豆腐渣”的军队，太后当然不放心了。

6月30日，曾国藩细细考虑了一番后，向朝廷上了一个奏折，奏请以湘军的军制来改造直隶练军。慈禧太后在曾国藩的奏折上批阅同意。曾国藩全身心地投入到直隶新军的建设上来，他一方面奏请调湘、淮军将领前来训练直隶六镇的新兵，另一方面，核定直隶练军章程，以湘军军制全面取代绿营军制。按照曾国藩的计划，除调刘铭传一万余人做拱卫之师外，还需新添万人。曾国藩一方面在本地募勇，一方面制定《练军步队章程》、《练军马队章程》等，全力练兵。到1870年5月，曾国藩的部队建设初见成效，一万多新军经过训练之后，变得有模有样，直隶的治安得到了有效的改善。

与此同时，曾国藩亦全力投身到千头万绪的事务中去。虽然曾国藩对于直隶的生活一直不是太习惯，感觉北方的风过于干燥，风大得时常扬起沙粒，吹得人睁不开眼，厉害的时候，就好像屋瓦上跑过一群小鸡一样。但曾国藩还是经常冒着这样的大风，深入到直隶广袤而穷困的农村当中。在直隶那几年，曾国藩操心最多的一件事，就是直隶水利工程的兴修了，尤其是永定河水利工程，一直是曾国藩重点抓的一个项目。除此之外，直隶吏治一向以疲沓著称，曾国藩重点突破的一件事情就是清理积狱旧案。曾国藩精心推敲撰就了一副对联，亲题于督署大堂楹柱之上，以示与全省官员共勉：

长吏多从耕田凿井而来，视民事须如家事；

吾曹同讲补过尽忠之道，凛心箴即是官箴。

对于直隶的吏治整治，曾国藩到任后接连烧了“三把火”，亲手制定了直隶清讼事宜十条，又制定了《清讼限期功过章程》，列出一系列赏罚细则，一次就参劾了玉田知县许春田等十一人，同时表彰了大名知府李朝仪等十名贤员，以示彰贤罚劣，严格分明。直隶吏治的整饬很快见到了成效。为了阐明自己的思想，到了直隶之后，曾国藩发表了一篇著名文章《劝学篇：示直隶士子》，在文中，曾国藩开列了当时最讲中庸之道的学者们公认的四门学问，让全省上下务必学习领会：一是经过自我修养而获得的“义理”；二是考据；三是辞章；四是经世致用之学。除此之外，曾国藩颁布了很多有利于当地教育和人才培养的政策。在曾国藩看来，一个地方的教育是最重要的，如果直隶能够在教育上达到两江一带的水平，那么，无论是在经济、文化和政治上，直隶都会有相当大的提升。

由于曾国藩的直抓亲管，直隶在不长时间中，军事、吏治、民政、教育有了很大的改观。但各项工作的改进，并没有给曾国藩带来实质性的快乐，甚至还引发了他更深的消沉。他在给家人的信中说，这一段时间，因为一直忙于事务，无片刻读书时间，做官如此，真是味同嚼蜡。曾国藩这样的想法当然是由衷的，这当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在保定，曾国藩几乎没有什么真正谈得来的朋友，直隶总督府的那些官员们，在短时间内经历了刘长佑和官文两任总督后，对于上司的频繁调换，显然多长了一个心眼，对曾国藩，一个个都毕恭毕敬的，也谈不上跟他谈论什么肺腑之言了。在这种情况下，曾国藩难免会觉得孤单。两江总督府的那些幕僚，一开始，并没有跟他一起来，身边没有一些志同道合的人，对于曾国藩来说，无疑度日如年。除此之外，可能是由于水土不服，曾国藩感到身体越发地虚弱了，他不时头晕目眩、焦躁难耐，甚至连自己很多年养成的静坐习惯都无法坚持。多年来，曾国藩养成了一个习惯，那就是每次重大事件决策之前，曾国藩都要焚香盘坐在榻上，闭目凝神，让杂乱的心绪如尘埃一样纷纷落下，然后，努力让内心归于宁静，在冥冥中，获得一种恩赐和力量。对于这一点，曾国藩自己也有着深刻的体会，他曾经形象地自我阐明说：神明好比太阳的升起，人的身体则如同鼎一样，立地不动。这两句话应当遵循；只是心到静极时，毫无喜怒哀乐，身体寂然不动，毕竟还没体验出真正的意境，只有封闭潜藏到了极点，才曲曲折折地逗引出来一点生气，如同冬至时节的一阳初动；坚贞不移，是为了有始有终，等春雷一响再开启出土，谷类的坚实，是为了做始播的种子，不能为种子的谷，不能说是坚实的谷。此中并无满腔的生意，如果万物的循环终始都放在心中，就不可以说到了至静的境界。然而，静极生阳，似乎是生物的一点仁心吧。气息静极，天地生物之心不息，这难道不是可与天地相比的至诚吗？颜子三个月不违仁，则可以说是洗心退藏到静极的境界中真正快乐的人了。

1869年初夏，曾国藩将自己的家眷接到了保定。曾国藩调到直隶，家眷留在金陵总有些不太方便，因为欧阳夫人哮喘病严重，曾国藩唯恐她待在北方不太习惯，所以打算安排家眷们回湖南老家的。但欧阳夫人表示还是想在金陵静养一段时间之后，再北上来保定。欧阳夫人真是贤淑认真，署中养病期间，一直督促儿媳及女儿每日严格按照曾国藩所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