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文化的老传统了,自宋朝南迁,这里就一直繁荣昌盛,尤其是明亡于清之后,汉族士大夫没能耐复国,只好到秦淮河中去爱国,在美人圈里打滚,在琴棋书画之中消磨时间。这种醉生梦死的生活方式,也是有着他们的理由的,要么前途受挫,要么看破红尘……这些歌舞升平的地方,正好可以让他们得到慰藉和宣泄。有这样的社会心理背景,也难怪秦淮河如此繁荣了。
当年的兵燹现在已看不到什么踪迹了,金陵城又变得繁华安宁。尤其是秦淮河一带,又恢复往日的灯红酒绿:那些停在河岸里的画舫游船、夫子庙的百业杂耍、胭脂巷的红男绿女、贡院街的肥马轻裘,把这个六朝古都点缀得如同温柔乡一样。联想到刚刚入城时的凄惨情景,曾国藩不由感叹,时间真是一个神通广大的魔术师,转瞬之间,就能把创伤涂抹得干干净净。说起来,秦淮河的繁荣还真有曾国藩的功劳——当年太平天国攻占金陵之后,下令禁妓禁烟。妓女们闻风而逃,一起跑到上海租界里去了。一批有钱的商人,也跟风转移到了上海。金陵的商业受此影响,变得很萧条。曾国藩进入金陵城之后,在恢复科举的同时,也恢复了妓院。在这一方面,曾国藩倒是很达观的,食色性也,哪里能禁得住呢?春秋时齐相管仲在兴国安邦时,就专门设了“女闾”,这应该算是最早的妓院了。高明的执政者总是实事求是,如果一味禁止,反而会变得很乱。曾国藩才不是那种迂腐武断的道统呢!当年,为了解除人们的疑虑和担心,曾国藩甚至带头在秦淮河的花船上召妓饮酒,宴请宾客。结果,那些原先逃走的妓女们又回来重操旧业。秦淮河热闹了,那些有钱人也就回来了,金陵又恢复了以往的昌盛。当然,曾国藩对于妓院的兴办是有控制的,曾国藩最初为金陵妓院所定的指标是六座,谁知后来妓院越开越多,怎么也控制不了。因为无法管得住,曾国藩干脆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曾国藩从来就不是一个苛刻之人,他只是对于自己苛刻,对于别人,更多的是理解和宽容。
清时秦淮河
那一段时间,曾国藩还跑了很多地方,他先后去了明孝陵、燕子矶、下关、灵谷寺一带。每次出门闲游,曾国藩总带着他幕府中的文人,比如说他文章的“四大弟子”薛福成、张裕钊、吴汝纶、黎庶昌,此外还有俞樾、吴嘉宾、王闿运、王定安、张文虎、张穆、何秋涛等。只有跟文人在一起游山玩水,曾国藩觉得还有点意思,那些铁板着脸的将军是不喜欢山水的,跟他们在一起,只能给他们分配任务交代事情。曾国藩慧眼识人,他手下的这些文人,都是些才情过人的可造之才:一方面聪明过人,另一方面又懂情懂理。曾国藩不太喜欢那些放浪形骸的狂狷之人,或者愚蠢笨拙的酸腐文人。曾国藩一直很得意的是,自己的手中贮藏着一批经天纬地之才,这些人才高八斗,后来都成了晚清的著名学者。曾国藩最喜欢的,就是跟他们聊天了,天马行空,神游八极。有时候,曾国藩把自己对作文的理解,一一地传达给他们,也仔细地聆听着他们对于古诗文的认识。每当他们谈到精彩之时,曾国藩总是频频颔首,这些后生的确可畏啊。无论是在文章学还是在办事的干练程度上,这些年轻人都是一把好手。只可惜的是,他们处在这样一个文化断裂的时代,大势已去,不确定的因素太多,谁又能保证以后的生活不颠沛流离呢?
吴汝纶
现在,我们要换一种方式,冷静地观察曾国藩的身前左右了——如果说,对一个人的认识和判断尚不清晰的话,那么,看看他的朋友,以及他的身前左右,就可以基本下结论了——对于曾国藩,同样也是如此——可以说,在曾国藩的整个生命和事业中,环绕在他身前左右的幕僚,起到了异常积极的作用。从某种程度上,曾国藩之所以有巨大的成就,在很多事情上决策正确,并且能在晚清之际,在文化和政治上成为汉人巨擘,这跟曾国藩拥有一支精明能干的智囊团有关。曾国藩的幕府,无论是从人数,还是从人员结构来看,都堪称晚清第一幕府。曾国藩一直算是“爱才如命”,每到一个地方,曾国藩最感兴趣的一件事,就是在当地搜罗优秀人才。他总是公开张榜,让那些自以为是人才的人来大帐毛遂自荐。与捻军作战期间,曾国藩在其所出“告示”中还特别列有“询访英贤”一条,昭告远近,希望自荐或举荐人才。“四大弟子”之一的薛福成,就是在看到告示后,上《万言书》打动了曾国藩,从而进入了曾氏幕府,成为曾国藩以后在洋务运动和外交上的得力助手。曾国藩有一双鹰隼似的慧眼,识人无数,有着惊人的洞察力和判断力。很多时候,曾国藩只要稍稍观察这个人的面相和气质,问几句不咸不淡的话,就基本可以断定这个人有没有过人之处,是不是自己需要的人才。曾国藩从不管那些毛遂自荐的人有没有功名,是不是名门正派;他要的,就是那种有真才实学,并且能为己所用的人。当然,曾国藩在用人中,最重要的要求是良好的品行。在曾国藩看来,一个人有没有良好的品行,是他今后能不能进一步成器的关键所在。
不仅如此,曾国藩在与人谈话、通信时,一有机会,总是细细询问其地、其军、其部是否有人才,一旦发现,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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