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大悟山村

，又不满意，甚至厌恶这种改变。多年来理学的熏陶，已让曾国藩习惯于用荣辱感以及道德的是非标准来判断问题，对待任何事情，都力求在道德范围之内，争取做到中庸完美。在某种程度上，曾国藩甚至算得上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也是一个保守的道德主义者。但战争让曾国藩的经世之心遭遇了阻力，在更多的时候，曾国藩不得不屈从战斗本身，以胜败来约束自己的行动。战争的目的就是全力争胜，在这样的根本面前，曾国藩不得不让自己的内心和行为扭曲，不得不让道德和荣誉妥协，不得不向那个庞大而腐朽的官场妥协。对于腐朽的官场风气，曾国藩先前一直是很厌恶的，但现在，他不得不低声下气周旋其中，乞求那些道德败坏的大大小小官员的支持。曾国藩清楚地知道，要赢得战争的胜利，自己的手下尽量地少牺牲，他必须得委屈自己。曾国藩困惑的根本在于，即使是这场战争胜利了，这个庞大的帝国也没有实质性的改变和进步。自己牺牲一切拼命来维系这样的道统，又有什么实质性的意义呢？

让曾国藩感到失望的还有自己的部下。一开始，曾国藩对于自己组建的湘军，还抱有理想化的成分。在他看来，自己亲手建立的军队应该是一支纪律严明、爱民如子、攻无不克、战无不胜，具有理想和道德情怀的武装力量。在这支军队中，各级军事将领应该不为名不为利，以天道作为自己的责任。因此，曾国藩一开始就让那些与自己志同道合的读书人担任湘军的各级指挥者，想以文化和道德的力量来塑造军队之魂。但经过数年艰苦卓绝的战斗之后，曾国藩越来越不能容忍这支军队的暴戾和残忍了。那些众多的湘军将官们，分明与衙门的胥吏和差役一样，同属毫无道德廉耻之人。惨烈的战争让人异化，甚至，连原先那些熟读经史子集的读书人都未能幸免。曾国藩甚至认为历史典籍所记载的伟大而有德行的将领都是不存在的，他们都是历史学家的理想化，是文人们的妙笔生花，是市井之徒的一厢情愿。中国文化就是这样习惯于将现实生活戏剧化，将历史事实传奇化，让人们在传奇和戏剧中，寻找各自的安慰。这一点，曾国藩现在感触颇深。有时候曾国藩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原先那些道德君子们，只有让他们看到建议擢升军阶的奏折，或者给他们郑重其事的承诺时，他们才肯去卖命。在很多时候，曾国藩不得不在湘军和绿营将领中降低品行标准，对官兵的所作所为视而不见，以维持湘军的战斗力。这种妥协，对于崇尚道德理想的曾国藩来说，无疑是相当痛苦的。曾国藩有时想，也许，人性都是如此吧，特别是跟死亡相邻得如此之近时，人们都会丢弃掉所有的虚伪，露出赤裸裸的真面目——战争和暴力就这样使曾国藩感到困惑。这样的困惑，也许不是曾国藩个人的困惑，而是经历过战争的所有人的共同困惑吧。

由于心情不好，曾国藩不久就病倒了，并且，一病不起，发起了高烧，半夜里不停地说胡话。曾国藩在湘潭的老友欧阳兆熊得知曾国藩的情况后，特意推荐名医曹镜初来到白杨坪，为曾国藩看病。面目和善的曹镜初在望闻问切一番之后，认为曾国藩思郁过度，思伤肾，愤伤肝，以致身体紊乱，急火攻心；同时，形而下者谓之体，形而上者谓之心，病灶自下而上蔓延，由腹、肾、骨，而至脑部、神经，这已经不仅仅是身体的病，也是心理之病了。于是，曹镜初给曾国藩开了一剂药方，让曾国藩早晚煎服。看病之余，熟读诗书的曹镜初还跟曾国藩谈天说地，曹镜初对曾国藩说：岐黄可医身病，黄老可治心病。阁下还是多读一点黄老之作，这样，也许对于身心都有利啊！

病榻之上的曾国藩如醍醐灌顶：是啊，有什么放不下的呢？人生一世，譬如朝露，一切都是身外之物，为何要拘泥于一些小事耿耿于怀呢？仿佛是在那一刹那间突然开悟，曾国藩的心病一除，身体就一天天地好了起来。

现在，曾国藩可以正确地对待很多事情了。他的心境如同眼前的白杨坪一样，变得清明而自然。曾国藩开始对他这些年的戎马生涯进行反思，一切还是因为自己太急躁了吧，性急成不了大事。那个腐朽衰败的政权，岂是自己想改变就能改变的，只能因势利导，顺着它的水流，做一点事情。千万不能跟它对抗，如果对抗，将会什么事也办不成，甚至将自己也牺牲掉了。当然，对于朝廷的不信任，曾国藩还是有怨气的。曾国藩知道咸丰对自己不信任，或许，在咸丰眼里，自己只是一个又迂又倔的乡下佬罢了。既然皇帝对自己缺乏足够的信任，自己也无法改变，只能尽人事，听天命。既然无力改变外界，就只好改变自己了。

在老家休养生息这一段时间，曾国藩仍跟部属们保持密切联系。曾国藩频繁地给他们写信，提醒和告诫部下，一定要兢兢业业地做人，小心翼翼地打仗，要不怕困难，坚定信心。那些部下和学生也写信向他汇报前方的进展，也汇报一些内心的困惑，并向他提出一些问题，让他出谋划策。曾国藩知道这些部下是忠诚的，这也让他感到欣慰。曾国藩也了解有一些人对自己大肆诋毁，其中对他诋毁最多的，是他的同乡左宗棠。这个恃才自傲的家伙，可能性格上与他不相融吧，针对他不告而辞回乡之事，左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