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农业文明中判断事物的方式,从科学和理性的角度来说,这样的方式,明显地是有很多弱点的。
无论怎么说,现在看来,曾国藩回老家白杨坪的那一段时间,应该算是他人生中的一个重要拐点。当曾国藩从硝烟弥漫的战场上退下来,置身于这个小山村时,那些平时羁绊自己的念头和思想便如尘埃一样纷纷落下,一种清风明月般的洁净出现了。曾国藩对于人生的目的,对于人在这个世界上的位置、关系、处事的原则等等,都有了新的认识。他的整体状态,就像受到某种力量的感召一样,一下子变得豁然开朗,呈现出一片光明境界。从此之后,曾国藩清晰地知道他该做什么,应该怎样去做;自己有什么优点,弱点又在哪里。一切都清晰地呈现,只是说不清道不明罢了……一个人,一旦抛弃自己的私欲,抛弃个人的利益和情感,以一个旁观者的目光看待这个世界时,仿佛就有一束光照亮自己的内心世界,眼前会变得风轻云淡;他的处事,也会变得游刃有余起来。
后来,曾国藩对于这一段经历有过一段深刻的自省。曾国藩曾经在家信当中谈道:我以前总是自负得很,以为自己本领很大,可屈可伸,可行可藏,每每看见的,总是人家的不是。后来,才知道自己实际上还有很多不足。有了这样的自知之明之后,曾国藩变得谦恭了,也变得圆滑了。以前,曾国藩对官场之风是很厌恶的,很容易和别人发生矛盾,致使自己腹背受敌。重新出山之后,曾国藩调整了自己的策略,对于乌烟瘴气的官场,也能主动适应了。他的好友胡林翼看出了他的变化,在写给曾国藩的信中,胡林翼不无调侃地说他重新出山之后,渐趋圆熟之风,无复刚方之气。曾国藩看后微微一笑——他清楚地知道,如果要想有所作为的话,就必须适应自己身处的现实环境,适应那种流传了上千年的中国官场文化。
曾国藩在湘乡白杨坪在籍守制期间,外面的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湘军并没有因为曾国藩的出走而元气大伤,相反,在二号人物胡林翼坐镇湖北的指挥下,取得了不错的战果,一举攻克了江西重镇九江。胡林翼大力举荐、任用湘军大将李续宾、鲍超等,声望直线上升。不过,在湘军中,曾国藩的政治、军事以及精神地位是无法取代的,那些平日里曾国藩积极灌输的“忠”、“信”、“义”的传统道德观,仍像幽灵一样游走在这支队伍中。即使在胡林翼威望不断上升的情况下,备受胡林翼赏识的李续宾,还专门给胡林翼写了一封信,公开提出请胡林翼向朝廷说情,让曾国藩复出。李续宾在信中说:环顾国内大局,只有湘军可以依赖,要实现克复金陵、平定东南的战略目标,就必须请曾国藩再度出山,由“涤帅”主持前方战事,由“胡公”在后方支撑大局,现在大家都在想念“涤帅”,有的还说出一些不利于胡大人的话。这些,都不利于湘军目前的局面,希望胡大人全力向朝廷建言,让朝廷敦促“涤帅”出山——李续宾的这一封信,代表了绝大多数湘军将领的想法,言之凿凿,坦坦荡荡。聪明的胡林翼从这封信看出湘军还是“唯涤公马首是瞻”,明白曾国藩的地位是无法取代的。胡林翼一直等待时机,准备向朝廷进谏。
这段时间里,太平天国分裂的事态进一步恶化。石达开在逃出南京之后,先是在安庆待了五十多天,惊魂未定,不知所措。然后,石达开拿定主意,准备东进江西、浙江、福建一带,另外开辟地盘,与金陵争雄。从1867年9月底开始,石达开率精兵万余人从安庆出发,突入江西,经景德镇进入赣南抚州、吉安,又经鹰潭、上饶攻入衢州。一路上各路太平军纷纷加盟,石达开的人马一下子增至十万之众。清廷感到非常震惊,火速命胡林翼征调李续宾部增援浙江。出牌的机会终于到了,胡林翼不失时机地向朝廷上了一折,借口皖、鄂军情紧张,拒绝抽调李续宾赴援浙江,逼迫朝廷重新起用曾国藩。朝廷见事态紧急,赶忙召和春赴浙江,和春借口生病,也不赴任。与此同时,湖南巡抚骆秉章上了一个奏折,请求朝廷重新起用曾国藩,说只有曾国藩才能对付得了石达开。在这种情况下,朝廷无奈只好降旨,命令曾国藩由原籍迅速返回湘军大营,火速带兵前往浙江办理军务。就这样,曾国藩在白杨坪接到让他重新出山的上谕。
太平军抄本
1858年7月,曾国藩再次出山。这段时间沉潜老庄,运其深思,已有一些东西在他的内心暗暗生成,现在,该是这种东西开花结果的时候了。经过铜梁山时,曾国藩感慨万千。回乡后,为了方便行人往来,曾国藩曾亲自出资在此修建了一条青石板山路,同时,在峰顶修建了一座两湘亭(这里是湘乡、湘潭两县交界处),并亲自为“两湘亭”题写了对联:“稍停息,到此已登峰造极;息重担,远眺则放眼开怀。”现在,亭子上的对联墨迹似乎未干,自己却又要出征了。站在两湘亭中,极目远眺,曾国藩不由仰天长啸,很长一段时间淤积于胸的浊气,随着一声长啸,一下子消失得干干净净。此次再度出山,何去何从,一切都像眼前空蒙的景色一样,云蒸霞蔚中,既无法判断,也无法估量了。
出山之后的曾国藩变得更加迅猛,很快,曾国藩又在长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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