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忧郁如疾

圩法，对圩寨进行彻底清查，把与捻军有关的人列入莠民册，按册缉捕捉拿，其他的列入良民册，推行保甲连坐。圩长则具保结于州县，有事则圩长连坐。应该说，曾国藩的这一策略，具有相当强的针对性。曾国藩还派幕僚薛福成等人，对于各地村寨的执行情况明察暗访，对一些违规的村寨和村民，大开杀戒，杀一儆百，尤其是在亳州、蒙城一带，有时一个村寨就诛杀十多人。这样一来，当地的百姓很少敢跟捻军联系了，捻军没有村民作掩护，不仅失去根据地，也失去了存在基础。

一年后，即1866年7月，曾国藩进一步完善了战略思想，那就是要把捻军限定在一定的范围之内，选择河流作为自然屏障，在河流边布防。曾国藩把捻军的活动范围锁定在运河以西、贾鲁河以东、黄河以南、沙河与淮河以北的地区，在可能渡河的岸边重点布置人马，制造屏障，封锁住这些河流。这样，捻军的活动范围受到了限制，马队也就没了优势。这个办法，真亏曾国藩想得出来。应该说，这完全是一个笨办法，因为防范面积之大，工程量之大，可以说是前所未有。但在没有更好手段的前提下，这样的笨办法，也不失为一个聪明之举。很快，这个办法取得了一些明显成效，捻军的活动范围被限制在狭小的区域里，顿感局促，他们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随意驰骋了。当捻军的马队跑不起来的时候，曾国藩部队的洋枪洋炮也就派上了用场。

应该说，曾国藩这一战略，在具体施行过程中，是有相当作用的。这也使曾国藩在近两年的时间内，几乎跟捻军打了一个平手，而且有效地消耗了捻军的实力，摸索到了一整套对付捻军的经验，这也为后来李鸿章的最后获胜奠定了基础。

在剿捻的过程中，最让曾国藩伤脑筋的，是他与地方关系的处理。地方大员的处事不力，让曾国藩很是头痛。由于剿捻牵涉到安徽、江苏、山东、河南、湖北等好几个省，地域广大，加上参战的部队良莠不齐，异常复杂，政令经常不畅。不仅如此，曾国藩还得劳神耗心地处理各种各样复杂的内部矛盾：有地方军和正规军的，地方军与地方军的，黄河北岸军和南岸军的，湘系与淮系的，等等，错综复杂。处理这些千头万绪的矛盾，是一件极耗心力的事情，而且，对于做事认真执著的曾国藩来说，处理复杂矛盾，本来就不是曾国藩的特长。尽管曾国藩在重新出山之后颇得黄老之道，但对于朝野内外那种复杂无比的人事关系，坚持原则的曾国藩一直颇感失望。可以说，这些盘根错节，让曾国藩觉得心力交瘁。每当曾国藩处理一件类似的事情，他就会平添一分失望，也萌生一分去意。

剿捻之初，最让曾国藩伤透脑筋的，就是陈国瑞与刘铭传的“械斗案”了。陈国瑞原是太平天国的一员悍将，之后反戈一击投降了僧格林沁。因为打仗很勇敢，僧格林沁对他十分器重。僧格林沁死后，陈国瑞划归曾国藩指挥，当时，以总兵的身份驻扎在济宁。淮军名将刘铭传率领五千士兵进驻济宁城郊后，因为受曾国藩的委任负责该地区的全权事务，刘铭传颐指气使，令陈国瑞速速来见他。心高气傲的陈国瑞哪里受得了这个窝囊气，不仅不见刘铭传，相反，还乘夜幕降临，袭击了刘铭传的营地，杀死了刘铭传数十个士兵，抢走了三百杆洋枪。刘铭传火冒三丈，点起两千淮军直冲济宁城。陈国瑞哪里敌得过剽悍的“铭”字营呢，结果是淮军不仅夺回了三百杆洋枪，把陈国瑞也活捉了，关在营中折磨了三天三夜。陈国瑞被放出来之后，连滚带爬赶到徐州，号啕大哭，把刘铭传给告了。

前方没有杀敌，后方自己人倒干上了。这起械斗案让曾国藩非常恼火。在先前的湘军中，是很少出现这种事的。大敌当前，曾国藩只好先暂时把这事冷一会，然后，各打五十大板，安抚一下。谁知粗鄙的陈国瑞一直耿耿于怀，曾国藩几次让他带兵出击，陈国瑞都拒不执行。曾国藩一气之下，软硬兼施，向皇帝参了陈国瑞一本，说陈国瑞在僧格林沁遇难之时，援救不力，只身逃走，本当治罪，因考虑大敌当前，让他戴罪立功，视情况再予以处理。朝廷同意了曾国藩的意见。陈国瑞见上谕治罪，吓出一身冷汗，从此学乖不少，再也不敢对曾国藩不恭敬了——这一场风波就这样暂时平息下来了……类似的风波还有不少，着实让曾国藩伤透了脑筋。

内部基本理顺了，前方战事的进展，却一直超出曾国藩的计划范围。捻军的马队跟先前的太平军的确不一样，他们居无定处，出没无常，很难追踪到他们的大批人马。有时候好不容易有了捻军的踪迹，等到曾国藩调集人马前来围剿时，那些捻军马队会突然急行军，跳出曾氏所划定的防区，让清军竹篮打水一场空。对此，曾国藩一直束手无策。在剿捻过程中，朝廷也一而再、再而三在对前方情况不明的情况下，对于曾国藩的用兵，屡屡进行干涉。这样的瞎指挥让曾国藩非常不舒服。以曾国藩的想法，对于捻军的围剿，一定得不急不躁，一着急，会容易自乱阵脚，陷入敌人的圈套。以目前的态势，只要稳扎稳打，不给捻军以可乘之机，还是有相当机会的。当然，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军队和地方一定要联动起来，如果军队和地方能做到整体联动，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