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4年10月8日,再度回到安庆的曾国藩带着家眷搬迁至金陵。曾国藩将两江总督府设在了太平天国天王府内。之前几成一片废墟的金陵,在度过了一段风平浪静的日子之后,像一个病人一样,慢慢地开始恢复元气。市民们陆续走上街,人们的脸上慢慢有了笑容。毕竟,这里曾是六朝古都,什么样的风雨没有见过,金陵人早已习惯于以不变来对待外面世界的瞬息万变了。相对于清峻的北京而言,富丽温软的金陵无疑更具人情味,也更有平民的精神,让人更为宽心,这一点,让同样来自南方的曾国藩感到很亲切。在金陵,曾国藩明显没感到类似京城的方方面面的压力。这是一个比较适合居住的城市,没有北方的官僚气,也没有江南的地主气。它既市井化,又有一点书卷气,有一种新型的商业和经济之上形成的市民气象,既市侩又实利,又活泼而平淡。在这座城市,人们有难得的平常心,也有处变不惊的大家风范。当然,对于这座城市来说,还有须臾不可割舍的风花雪月,以及那些经久陈旧的文化。
莫愁湖中的曾公阁
曾国藩慢慢变得安宁了,他开始按部就班地工作和生活。一开始,对于这种不需要提心吊胆的日子,他还感到不习惯,但慢慢地,曾国藩开始享受和平的宁静了。有时候,曾国藩甚至会叫一两个戏班子来府中唱戏,然后把彭玉麟、赵烈文他们喊来,呷着好茶,听得有滋有味。曾国藩平日喝得较多的,是安徽的茶叶,无论是黄山毛峰,还是六安瓜片,或者是太平猴魁什么的,他都非常爱喝。当然,曾国藩最喜欢的,还是家乡的永丰细茶。几乎每一年,家里人总要从湖南给他捎上几斤。唯一让曾国藩感到不习惯的是,以前自己满耳听到的,都是湖南乡音,现在,身边左右传来的,都是安徽话,连给他当差的,都换成淮军了。对于此,曾国藩并不后悔,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该散的,总有散的那一天。
对于这样的生活,曾国藩还是心安理得的。毕竟,以曾国藩的人生目标来说,他并不想做一个“神”。在他的一生中,他只是想做一个寻神者,一个能找到“神”的人,一个按照“理”来做人做事的人。只有拥有“规矩”,曾国藩才会有一种安全感,也能从中找到自己的乐趣。曾国藩从没想到做一个圣徒,也从没考虑过拯救世界什么的,他只是想尽自己的菲薄之力,做一点实实在在的事情。曾国藩始终是人,一个兢兢业业、克己复礼的人,一个谦谦的君子。这样的初衷,使得曾国藩总以一种独一无二的坚韧和毅力竭力争取尽善尽美。他的内心中,一直有一种巨大的信仰力量,像大提琴一样迂回低沉。
晚清时的金陵街道
很快,金陵被攻克后的第一个冬至到了。按照惯例,这一天是祭祀祖宗和亡灵的日子。还没到晚上,金陵的街道上,到处都是烧纸钱的人。这也难怪,大战刚过,城中新增亡灵无数,哪一家没有凄婉的家事呢?到了晚上,即使在曾府之内,都能听到附近哭声一片,仿佛自己所待的地方是地狱一般。曾国藩不由叹了口气,吩咐家人也烧上几叠纸钱,祭奠一下自己的家人。怔怔地看着那些纸钱在火中变成了灰蝴蝶和黑蝴蝶,曾国藩不由感慨生死之隔如纸一样轻薄。那些当年活生生的魂灵,现在躲藏在什么地方呢——但愿他们在地下安息。
1865年4月,朝廷继续爆发政权斗争,那拉氏亲拟诏旨,斥责恭亲王奕䜣妄自尊大,目无君主,暗使离间,诸多挟制等等,革去其议政王和其他一切差事,不准干预政事。在金陵,第一时间里,曾国藩像一头警觉的猎犬一样获悉了这个消息,曾国藩担心这件事只是一个信号,随之还有相应的行动。既然对奕䜣都可以爽然弃之,对于大臣,更可以卸磨杀驴了。曾国藩苦思数日,开始向心腹将领吹风试探,想听听他们有什么好的应对办法。4月27日,曾国藩以巡察为名,相约驻扎裕溪口的水师将领彭玉麟赴下关一见。两人乘一只小舟来到了长江之中,在浩渺无垠的江面上,密谈良久。彭玉麟一直是曾国藩的心腹,为人刚正,淡泊名利,曾国藩很信得过他。彭玉麟劝慰曾国藩说,不行干脆归隐山林算了。曾国藩苦笑着说,山林里就安全了吗?彭玉麟又向曾国藩建议:干脆自己带头向朝廷递交奏折,要求朝廷善待功臣。曾国藩想了想,还是认为时机不成熟,不能莽撞行事。两人商定的结果只能是静观其变,从京中进一步了解详情,弄清事情的原委后,再决定下一步怎么办。很快,从京城传来的消息证实,奕䜣只是被罢了“议政王”一职,不久,又开始主政军机处了。曾国藩一颗悬着的心又落了回去。
彭玉麟画像
这时候,朝廷似乎也察觉到了曾国藩在想什么。毕竟,对于曾国藩,同是属羊的慈禧太后还是很了解的,在曾国藩大张旗鼓地做出一系列让朝廷宽心的举动后,慈禧终于明白曾国藩的初衷,甚至,都稍稍有点感动了。朝廷接连下了三个谕旨,让曾国藩连吃三粒“宽心丸”:一是军费报销免办清册;二是金陵窖藏金银去向不予追查;三是不再深究走脱幼天王之责。
那一天,曾国藩专门去了一趟金陵郊外的灵谷寺。在灵谷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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