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们在烤串摊消耗了大量的啤酒，其中至少有大半是常温的。云南人不太介意啤酒的温度，也许这种细节是城市文明的产物。
谢晔的班级考上大学的有三分之一，几乎都在省内，只有两个人考到外地。云南人不爱离乡背井。大学以外有去念高职的，还有复读的，直接托人找工作的，回家务农的。从此每个人会走上不同的道路，不过在那个短暂的夏天，他们对未来的意识尚不清晰，也没有多少离愁别绪。大家沉浸在高考过后的颓然放松当中。
不止一个人在吃喝的间歇对谢晔说，你明年再考嘛，你肯定可以的。这次只是运气不好生病了。
谢晔不接话。他很清楚，复读重考，上云南的大学，对他而言确实不难。可上海的学校就很难说了。如果多花一年时间还去不了上海，不如直接背包走人。他的同学们并不知道，困扰他的问题不是前途而是家族，他也不打算把自己的计划和人商量。
奇怪的是，面对刚认识几个小时的唐家恒，他觉得可以不加掩饰。谢家的甲马纸，血缘带来的“梦见”，他正在寻找的妈妈，还有刚出现在他眼前的小爷爷的照片。而要谈论这些，他需要一些酒精。啤酒虽淡，聊胜于无。
谢晔喝了一口冰得摄人心魄的啤酒，用他这些日子以来调整得几乎听不出云南口音的普通话说：“你之前问我到底是什么人，我给你讲讲我们谢家的事吧。这个人，”他指了指照片上的高大男子，“我一看到就认出来了，他是我们谢家的。是我爷爷的弟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