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投下阴影的人是爸爸，安红石也就认了。那个姓谢的人，和她有半点关系吗？所以她才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对妈妈冷冰冰的，那种态度和对仇人也差不多了。
直到安红石来到农场，她的心态才发生了变化。她想家。想妈妈。想念妈妈那种笨拙的温柔。妈妈擅长缝补和整理，爱吃却不会做菜，母女俩一直吃食堂。妈妈有点余钱就带着她下馆子，寒暑假还会带她去周边旅游，苏州，杭州，南京。妈妈在西湖边念诗词给她听，给她讲过去文人的故事。她们在岳王庙门口买了肉包子，有个小乞丐眼巴巴地盯着安红石手里的包子看，她想走开，妈妈却说，给他吧。
安红石两岁那年外婆过世，六岁，爸爸走了，因此学校和家是她的全部生活，妈妈是她的大半个世界。
东风农场两年有一次探亲假，前两次探亲，安红石没有在上海停留。她们的住房被收回了，上海已经没有家，留存不多的东西寄放在表舅家。虽然姨婆和表舅都表示，安红石回去可以住他们那里，但安红石每次火车到了上海，当天就坐车前往江苏盐城，再从那里辗转去妈妈所在的农场。这一路过去，顺利的话需要八天，假期连路程一共四十五天，在妈妈身边有近一个月可待。
名字虽然都叫农场，苏怀殊所在的其实是个劳改加劳教单位，盐碱地和版纳的丛林相比，说不清哪边是更漫长的羁旅。苏怀殊算是幸运的，她去到那里的第二年，就被从劳动中解脱出来，成了农场子弟小学的老师。学生都是管教人员的子女，那是一种奇妙的略带嘲讽的安排。被改造者教导着改造者的后代们。
无论是农场的严苛自然环境造成的重体力劳动，还是后来相对轻松的教学工作，对苏怀殊来说仿佛都是生活的一部分。她坦然地承受。她的坦然让做女儿的安红石生出莫名的恼怒，而她近乎天真的各种要求更让安红石来气。例如，上次探亲，她问安红石有没有多的粮票。东风农场吃饭是在饭卡上打勾，每到探亲才发全国粮票。安红石只留了回程最低限度的数目，全给了妈妈，没想到妈妈将粮票慷慨地给了某个“劳友”。类似的事还有很多。两次探亲，安红石都在漫长的去程积攒了一肚子的怜惜，等到了那里，实际相处没多久，便又有一股子邪气直冲脑门，于是整个假期，母女俩之间的坚冰继续横亘下去。
直到最近的那封信，安红石才意识到，自己负气这么多年，其实很傻。要是妈妈真的有什么事，她后悔都来不及。
这也就是她为什么一定要尽快拿到休假的原因。
感觉仿佛过了无限久，陈宁终于回来了。下去容易上岸难，他在河里看看这边河岸，转头往下游去，找了一处相对平缓的河岸往上爬。两个女孩也赶紧跑向那边，等陈宁艰难地上来，帮他卸下绑在脑袋上用衣服裹着的芽条。真难为他，顶着那么一大包东西，还能游回来。大概因为淋雨，加上在水里泡久了，陈宁的脸色很差。
安红石不等他穿完衣服就说：“要我怎么谢你？”
“以身相许怎么样？”陈宁刚痞了一句，想起傅丹萍在旁边，有些后悔。好在安红石根本没理他，一个劲地说，你想要什么，吃的，用的，我给你弄。
“……倒是有个想要的。我原先有本《九三年》，被人借走之后就杳无音信了，想想就难过。你要能拿到探亲假，就帮我找一本吧。”陈宁说的时候并不认为安红石能弄到。书是多么珍贵的资源。他也知道，安红石探亲并非回上海。傅丹萍的嘴很紧，从未对人说起安红石家里的情况，口无遮拦的人是常植道。他有权限阅览每个人的档案，还要给人批假条，在路费报销上签字，于是那些最私密的窘迫，都被他翻晒出来，成了一种谈资。
安红石说好。回去的路上，雨停了，和下起来的时候一样突然。被雨淋湿又被太阳晒干，对他们而言已不是什么新鲜的体验。
回程中，傅丹萍对陈宁说，我也要替红石谢谢你。她说得郑重，陈宁反而尴尬了，嘿嘿笑道，我们是她点名的小分队嘛，为队长出力是应当的。
常植道的要求是三点赶到，他们回到连队已经五点半，其他人都打完饭了。去找常植道交芽条的时候，正好王连长也在。陈宁把经过一讲，王连长说，小陈好样的，这件事要给你往上报个先进。
安红石想趁机再提休假的事，傅丹萍捏了捏她的手。出门后，她立即问傅丹萍，为什么不让她讲。傅丹萍说，你就是这个炮仗性子，你现在问，常植道下不来台，说不定更加要找理由卡着你不放人。明天再问吧，你都熬了这么久，不差这一天。
晚上知青们聚在一起聊天，陈宁少不得把自己的过河事迹吹嘘了一番。有个女知青揶揄他道，任务是派给安红石的，你这么攒劲做什么！在云南几年，大家多多少少学了几句似是而非的云南话。攒劲，对应的普通话是“卖力”。又有一个男知青说，当然攒劲了，长姐如母，那两个好得跟姐妹一样，安红石等于是他的半个未来丈母娘。陈宁一听便跳起来，用鞋子扔那个人。
被议论的安红石和傅丹萍没有听到这番对话。淋了雨加上长途跋涉，她们毕竟体力不如男生，早早洗漱睡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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