遭到正式指控前，我不能去探监。之后，能不能探监就要看是什么样的指控了。我盯着端放于办公桌上的空空的蓝盔，又看了看我的这位指挥官丝毫未受保护的脑袋，真希望我的勃然大怒能让他脑壳爆裂。他对我再没有什么可说了，我便用最客气的法语谢了谢他，然后离开了。神啊，求你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我的心里起了强烈的渴望，想砸破那人的脑袋，令他恶臭的脑浆四溅于别人的后院 。
至少他没被铐在体育场底下，伊丽莎白一个劲儿地这么说。我想，即便是我那颗破碎的心，也会承认这是份好运。
我从未体会过此等孤独。孩子们当然很悲伤，但帕斯卡和帕特里斯已经一个十五岁、一个十三岁，马上就是男子汉了，他们知道怎么用男子汉的方式去处理这种事。马丁很惶惑，需要好好安慰，可他却安慰不了我。
我们很快就找到了房子，最近有一位老师带着一家人刚搬走，去了安哥拉。房子距市中心很远，是通往内陆的公路两旁为数不多的几处居民点之一，所以我们至少还能因这里鲜花盛开的树木和可供栽种蔬菜的院子而得到安慰。但我们离伊丽莎白和克里斯蒂安却远了很多，而且她们每天都要工作很久，打扫警察局及其附属的政府仓库，所以我根本得不到日常交流这样的慰藉。即便是伊丽莎白，也不太能和我产生亲人之间脾性相投的默契，她爱我，却又觉得我难以理解、没有女人味，说不定还会惹来麻烦。如果家里有人被判了叛国罪，她可能会受牵连，失去工作。
此前我从未注意到自己有多依赖阿纳托尔。在这儿，只有他才能为我辩白，赦我的罪。之前我从没往这方面想过。这么多年来，我竟然奢侈地忘了在这棕色与黑色的土地上，我是个白人。我是恩甘巴夫人。我是个在集市上望水果价格兴叹时让人怜悯的人。我是老招惹她们孩子的那几个捣蛋鬼的母亲。我裹着缠腰布，庇荫于阿纳托尔时，似乎融入了这里。如今，没有丈夫的我置身于这片新的邻里中间，我的皮肤便犹如赤裸的灯泡发出刺眼的光。我的邻居们唯唯诺诺，冷淡矜持。日复一日，如果我想要问个路或聊聊天气，他们就会紧张地用磕磕巴巴的英语或法语回答我。他们难道没注意到我是先用林加拉语和他们交谈的吗？他们难道没听见我每天隔着篱笆呼喊自己的儿子时，那种日常而又母性的语调和这里土生土长的卖鱼妇别无二致吗？只要一见到我的外国皮肤，他们的感官似乎就会冻结。在当地的集市上，我走到哪里，哪里的谈话就会骤停，一个安静的气泡与我如影随形。附近的每个人都知道阿纳托尔出了什么事，我知道他们满怀同情——他们也都恨透了蒙博托，希望自己能有阿纳托尔一半的勇气，但评判他时，也得考虑到他有个苍白皮肤的妻子。对于外国人，他们只知道一件事，那就是我们对他们的一切所作所为。我不可能像阿纳托尔维护我一样去改善他在他们眼中的地位。相反，正是有了我，他才有了软肋。
我会情不自禁地这样自忖：如果不是为了我，他现在会在哪里呢？仍在时时刻刻与灾难共舞，这是肯定的；在我遇见他之前，他就是个革命者。但也许不会被抓。他不会两次离开这个国家，就因为听了我的恳求，说母亲年事日高，牛排有多好吃；甚至极有可能都不会有护照，而他们就是那样才把他抓住的。
可那样的话，他的孩子们又会在哪里呢？我们这些当母亲的总是会让问题回归这里。他怎么会为这段婚姻后悔呢？毕竟这婚姻将帕斯卡、帕特里斯和马丁·路德带到了非洲大地上。从长远看，我们的结合对各自来说都充满了艰难险阻，可哪种结合不是这样呢？婚姻就是漫长的妥协与磨合，深入骨髓，浩如烟波，总会有一种规划被另一种吞没，一双车轮嘎吱响着，艰难向前。可是，对这世界来说，比起我们各自度过的人生，我们共同的生活难道不是有着更丰富的意味吗？
当孩子们不在家，孤独让我发狂时，我总是会用上面这些问题来使自己分心。我试图用回忆来填满空间，试图回忆他第一次抱着帕斯卡时脸上的表情。我记得我们在各式各样的黑暗中、在各式各样的蚊帐下做爱；记得他的牙齿咬着我肩头的肉，很轻很轻；记得孩子睡在我们边上时，他的手放在我的唇上，让我声音小点。我记得他大腿上的肌肉，他发间的气味。最后，我不得不来到外面，望着院子里身形丰满、羽毛驳杂的母鸡们，试图决定到底杀掉哪只鸡来当晚餐。结果，我一只都没抓成，因为那样的话，我的伴又会少一个。
抵御心痛的方式就是尽量忙碌。在满屋子的错误中，至少要把某一个小角落的事情做对——这是我从阿纳托尔那里学来的。也许也是从自己身上学来的吧，得益于我的双亲那样怪异的组合。但如今，我害怕我们已用尽了全部的可能性，却还有许多的年月需要过下去。我已联系过了他建议我去找的所有人，去提醒他们，或去寻求帮助。在几次错误的尝试之后，打乱了顺序的地址竟然指向了埃蒂安·齐塞凯狄的副部长。埃蒂安是唯一有可能帮助我们的政府部长，但他自己在蒙博托政府里的位子也岌岌可危。当然，我也写信给母亲的朋友们了。（就是“大圣国际”，蕾切尔说不
更多内容加载中...请稍候...
若您看到此段落，代表章节内容加载失败，请关闭浏览器的阅读模式、畅读模式、小说模式，以及关闭广告屏蔽功能，或复制网址到其他浏览器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