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语

究竟是什么使得徽宗成为这么有魅力的人呢？他很聪明，饱读诗书，在儒家礼仪、道教天界、音乐和药物学等广泛领域委派专家进行研究。他能宽容地对待别人的过失，还很喜欢向交往的人赠送礼物，有时候甚至会给他们一个惊喜，例如命人在储祥宫为刘混康修建了新的住处。有时，他还会做出一些小小的姿态，对周围的人表达尊重和感谢，例如亲自为他们备茶，或是问候他们的家人。他在服侍的宦官和宫女中发现了很多自己喜欢的人。他精力充沛——至少在在位的前二十年是如此——因为他不仅不知疲倦地亲自参与诸多工程的细节，而且有时间留给自己不断增加的家庭成员。此外，在艺术上他也非常有天赋，并愿意让别人看到他在诗词、书法和绘画上的努力和才华。即使当他受到命运的沉重打击时，依然以一定程度的优雅和尊严应对苦难，对那些境遇比他悲惨的人表示同情，并尽量避免将罪责归咎于他人。即使他有时表现出痛苦和消沉，那也是人之常情。

我们应当如何评价作为皇帝的徽宗呢？在本书中，我试图从徽宗的视角来理解他的世界，并考虑到他在当时能够了解哪些信息。徽宗在1120年底听到方腊起义时，他不可能知道自己的王朝将要凄惨地结束；或是他为修建一座新园林而耗费巨资，在六七年之后会显得非常荒诞，因为到时政府甚至无力为前线将士提供足够的食物。与此相反，他将赌注押在宋朝取得一场一百多年都没有发生过的重大军事胜利上，如果取得胜利，宋朝就能将领土扩大到一些主要由汉人聚居的地区。那么，与之前的宋朝皇帝相比，徽宗和大臣们是否对可能发生的战争准备得不够充分呢？为了发动军事行动，宋神宗用了很长时间储备物资，但他还是发现战争太昂贵了，因此在西北地区打过几次战役后，就将军队撤了回来。面对徽宗和钦宗所卷入的军事灾难，即使是神宗或哲宗，也不太可能有充足的物资储备去轻松应对。

作为皇帝，徽宗应该为他的雄心壮志，以及对许多崇高事业的支持而受到称赞。当时的全国学校教育制度，以及为病人、无家可归的人提供的慈善救助，这些都是非常了不起的创举。还有编印书籍也值得称道，徽宗不仅派人重修了工程浩大的《道藏》，还编纂了几部医学著作和《政和五礼新仪》，甚至还整理了一本书法作品的拓本。另外还有一些大项目，也许看上去没有那么崇高，但它们有助于提升朝廷的庄严和威武，例如对宫廷乐制的改革，对艺术和古代器物的收藏整理，以及他修建的精美道观、宫殿和园林。

徽宗有什么缺点呢？他显然很虚荣，因为也许没有别的理由可以解释他对祥瑞的狂热。虚荣心或许还可以用来理解，他对自己的文学和书法技巧造诣之高非常自信，他认为每个人都应当有机会一睹御笔，因此命人将他的书法刻在石碑上，并立于各州。

过分自信是徽宗的另一个缺点。这一缺点导致他错估了禁止一些名士在朝廷做官造成的后果。也正是由于过分自信，他认为自己可以忽视其他人对蔡京的敌视，以及后来做出联金的决定。当一些大臣对宋朝是否充分准备好北征提出异议时，尽管徽宗也犹豫过，但后来他仍然拒绝听取那些担忧者的意见，而是站在了梦想家们一边，认为有可能打一场大胜仗。

徽宗的精力和热情在很多情况下令人钦佩，但同时也为他带来了一些问题，特别是他对道教的虔诚信仰。我并不认为徽宗是受了蒙骗或神道设教才支持道教，但在1117年到1119年间，他的确摒弃了自己以前的谨慎态度。

传统的中国史家看待徽宗的态度有所不同。他们从徽宗的王朝总结出一条道德教训：统治者放纵自己的欲望或沉迷于宗教时，就会使国家和自身性命陷入危险之中。在徽宗朝之后两百多年的元朝政府编纂了《宋史》，其中就提出了这类颇具影响力的观点。在《宋史·徽宗本纪》的结尾，编著这部书的史家起初指出：金人的侵略并非不可避免。如果在1100年选择哲宗另外一个弟弟继承皇位，这场战争也许就不会发生。此外，如果对后来一些事件做出不同的选择，也有可能产生不一样的结果：例如，如果宋朝在1123年拒绝接纳从金国叛逃到宋的张瑴，“金虽强，何衅以伐宋哉”？纵观一些亡国之君，要么是由于愚蠢或残酷，要么是成为军事政变的牺牲品，但这些用在徽宗身上都不合适。与其他人不同的是，徽宗是因为受到了误导。蔡京使他对保守派产生了偏见，因此“疏斥正士，狎近奸谀”。蔡京还以精美华丽的物质生活去诱惑徽宗，让他耽溺于自己的欲望。此外，徽宗还沉迷于道教信仰，不仅为此耗费巨资，同时也疏于军事和国防管理。“君臣逸豫，相为诞谩，怠弃国政”。尤其是让童贯掌管军队后，更是加快了灾难的到来。史家最后尖锐地评论道：“自古人君玩物而丧志，纵欲而败度，鲜不亡者，徽宗甚焉。” ［1］

对徽宗作出这种负面评价的背景，是12、13世纪士大夫阶层反对新政、推崇保守派的思潮。一些民间文学作品也助推了这种思想，特别是明代小说《水浒传》，其背景就是徽宗统治时期发生的事件。16世纪晚期，为了教导年幼的万历皇帝，张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