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前一直没有意识到，当代单身女性大浪潮是在我进入大学读书那几年掀起来的。20世纪90年代初期，女性的婚姻与生育模式发生了急剧变化，我母亲那代人所带来的社会与政治革命的余波还未平复，美国独立女性参与政治的时代洪流又即将掀起波澜。
1991年10月11日，时年35岁的法学教授安妮塔·法耶·希尔（Anita Faye Hill）现身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举证指控自己的上司克拉伦斯·托马斯（Clarence Thomas）在工作期间对她进行性骚扰。克拉伦斯·托马斯是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巡回上诉法院的一名法官，在民权英雄瑟古德·马歇尔（Thurgood Marshall）退休之后，他由总统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George H.W.Bush）指任，填补最高法院的空缺。希尔出生于俄克拉荷马州的孤树村，由浸信会的农民教友抚养长大，是家中十三个孩子里年龄最小的一个；她的祖父和曾祖父都曾是阿肯色州的奴隶。希尔以优秀毕业生的身份从高中毕业，顺利进入耶鲁大学法学院深造。希尔在教育部和公平就业机会委员会（Equal Employment Opportunity Committion，EEOC）工作期间，托马斯一直是她的上司，她同时在俄克拉荷马州立大学讲授合同法课程，一直单身。
当年的庭审现场进行了全程录像，通过直播，人们全神贯注地观看了整个庭审过程。录影中，希尔坐在全部由白人男性组成的参议院司法委员会面前，用谨慎、清晰的语调陈述了托马斯在她为其工作的多年里，跟她讲话时那种充满性暗示的粗俗方式；并且详细地列出了她的前上司曾在工作场合提及的色情电影明星、阴茎尺寸以及阴毛……然而，她却受到了来自保守派新闻媒体的嘲讽，被委员会的许多成员怀疑、侮辱，还有一些证人形容她不可理喻、性冷淡、没准患有“被爱妄想症”（erotomania）[1]——一种罕见的心性疾病，会引发女性幻想与有权力的男性发生性关系。
来自怀俄明州的参议员艾伦·辛普森（Alan Simpson）对希尔的“癖性”（proclivities，这个词由保守派专栏作家威廉·萨菲尔［William Safire］提议作为“描述同性恋的密语”[2]）提出质疑。还有一位名叫大卫·布洛克（David Brock）的学者认为希尔“有点古怪，还有点淫荡”。在希尔结束了她的证词之后，约翰·道格特（John Doggett）——托马斯的一个老同学，同时也是希尔的旧识——以证人的身份被传唤上庭，他形容希尔有“几分善变”，推测她“幻想我这样的男人会对她产生一种暧昧的兴趣”。基于他和希尔之间短暂的社交往来，道格特猜想“她难以接受她所钟情的男性对她的拒绝”；另一方面，道格特又指出希尔“似乎很孤独”。[3]
希尔之后写下了这段经历：“大多数媒体报道都是从‘我是单身’这个角度出发的，然而我的婚姻状态与性骚扰的问题完全是两码事。”
希尔的独身状况使她与公众原先对女性特质的认知有些违和：没有丈夫来为她的品行担保，也没有子女来证明她身为女性的意义——人们传统上信奉的女性价值，她都没有。那个时候的希尔觉得，正是她的单身身份让诽谤者们极力把她置于“完全偏离正常行为规范”的境地，她写道，司法部成员们“没法理解为什么我不依附于某些特定的社会制度，尤其是婚姻”，这就使他们开始猜测，她之所以单身是“因为我嫁不出去或者反对婚姻，是个爱幻想的老处女或者仇恨男人”。
这无休止的猜测源于社会对成年女性的“预期”，我小时候在看小说的时候，也曾被这样的“预期”激怒过：女性成年后就要和男人被一纸婚书捆绑到一起，只有这样才合乎常理。而在这个看似崭新的世界：女性在事业上有所成就，与有望成为最高法院法官的男性在教育背景与专业水准上势均力敌，还有能力通过指控让这个男人的事业陷入危机。然而，婚姻制度仍然能够轻松“平衡”上述男女平权的新局面：女性依然需要这个传统的制度才能得到男性的正式认可，让那些质疑希尔的人不再把她描绘成一个有妄想症的老处女。
谈及那些针对她的婚姻状态和精神稳定性提出的质疑，希尔写道，参议员们“企图把婚姻、价值观念和可信度联系起来”，还促使人们去思考，“像我这样的一个35岁的黑人女性，为什么会选择追求事业成功而不是选择婚姻——焦点被转移到了与案件本身无关的问题上，使我成了一个不被信任的人”。
事实的确是这样，希尔的证言并没有被采信，至少没能对委员会成员的决定产生影响。听证会结束后，没过几日，克拉伦斯·托马斯最高法院法官的提名就获得了批准。
但希尔不是当代的海斯特·白兰[1]，注定要过被流放的生活。相反，她的出现对这个国家及其权力结构产生了长久深刻的影响。“性骚扰”成为了一个专业术语，它不仅被编进词典，更渗入到美国人的思想中，无论已婚还是未婚的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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