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我们从南极返回后就发出过各种警告，斯塔克韦瑟—摩尔科考队却不顾这些警告，一意孤行决定采取这一方案。
公众是看了《阿卡姆广告报》杂志和美联社一系列新闻报道，以及后来帕波第和我发表的文章后才得知我们这支米斯卡塔尼克考察队。队伍里主要有四位成员，均来自米斯卡塔尼克大学——帕波第，生物系的莱克，物理系的埃尔伍德（同时也是位气象学家），我来自物理系，还是名义上的领队——除此之外，还有十六个助手，中间七位是米斯卡塔尼克大学的研究生，九位是技术精湛的工程师。这十六个助手中，十二人会开飞机，十四人会使用无线电报设备。包括帕波第，埃尔伍德和我，有八个人懂罗盘导航和六分仪导航。另外，还有我们的两艘船——木制，前身是捕鲸船，改装加固过，适合冰面航行，有辅助蒸汽——也都配有船员。内森尼尔·德比·匹克曼基金会与一些专项捐款资助了这次考察活动；尽管公众对此次南极考察关注甚少，但我们已然做好了万全的准备。雪橇犬、雪橇、设备、扎营装备和五架飞机上未组装的零部件，被运往波士顿港后，会在那里装船。这次科考装备齐全，在物资补给、饮食生活、运输和扎营方面，从之前的那些优秀探险者那里吸取了不少宝贵经验。可能也正是这些探险者们威名赫赫的缘故，我们这支探险队虽然规模挺大，却未能引起什么社会关注。
正如新闻报道所说，我们在1930年9月2日从波士顿港起航；沿线南下经过巴拿马运河，停靠萨摩亚，塔斯马尼亚岛的霍巴特，在霍巴特进行最后一批补给。考察队中没有任何一个人在此之前去过极地地区，因此我们都非常倚重我们的船长——J．B．道格拉斯，双桅帆船“阿卡姆号”船长，兼任海上船队总指挥；乔治·托芬森，三桅帆船“米斯卡塔尼克号”船长——两人都是南极水域经验丰富的捕鲸船船员。熟悉的地貌离我们越来越远，北方天空中的太阳离地平线越来越低，太阳在天空停留的时间也越来越长。行至南纬62度，我们第一次看见了冰山——形似巨大桌面，边缘锋利垂直——在即将进入南极圈前，冰原冰给这次航行增加了不少阻力，10月20日穿越南极圈时，我们举行了一场小小的庆祝仪式。在热带航行许久后面对极地气温的骤降，确实让人一下子难以适应，但是我尽量调整自己以适应即将到来的更为严寒艰苦的环境。很多时候，大气效应严重扰乱着我的视界；那栩栩如生令人震惊的蜃景——我第一次看到的时候——远方的冰山竟变成异域城堡的一隅。
我们在海中继续破冰前行，幸好冰块并不密集也不厚实，终于在南纬67度东经175度的地理位置再次进入开阔水域。10月26日早晨，南方出现清晰的“陆地轮廓”，临近中午，我们都激动不已，白雪为顶巍峨耸立的群山跃入眼帘。我们终于接近这片神秘未知的空寂之地了。这些山峰显然是由罗斯发现的阿德英里勒尔蒂山脉，我们需要绕过阿代尔角，沿维多利亚地东岸航行至预期营地，位于南纬77度9分的麦克默多湾旁的埃里伯斯火山脚下。
最后一段航程风景十分震撼，令人遐想联翩。西方天际耸立着荒凉神秘的山峰，太阳在正午时分低挂北方天际，或在午夜时分逼近地平线，倾洒大片红光，映照在泛着幽幽蓝光的冰块和水域，或是照在山坡上偶尔裸露的黑色花岗岩之上。南极的凛冽冷风穿越高耸的山峰，阵阵呼啸而来；在冷风静止时，仿佛隐约能听见一种狂野似笛声的乐响，音域宽广，我下意识地感到有些不安，甚至是害怕。此时此景让我不禁回想起那位亚洲画家尼古拉斯·罗瑞克，他笔下那些透着古怪劲儿画作，让人心烦意乱；更让人不安的是，我竟然想到那位阿拉伯疯子阿尔哈兹莱德所写的《死灵之书》，书中提及的远古传说中的那片邪恶冷原。我曾在大学图书馆中看过这本可怕的书籍，后来对此感到非常后悔。
11月17日，我们经过富兰克林岛，西方天际的山脉暂时消失了；第二天看到了罗斯岛上的埃里伯斯山和特罗尔山，以及更远处的帕里山。冰架低低的白色边缘向东延伸；如同魁北克的悬崖峭壁一般树立，高度达两百英尺，在此结束向南航行。下午我们驶进麦克默多湾，停靠在冒着浓烟的埃里伯斯火山背风处，临近海岸的海面上。埃里伯斯火山顶上覆盖着厚厚的火山渣，山峰高达一万两千七百英尺，背靠东方天际，像极了日本画中的神圣富士山；其身后如幽灵般耸立的特罗尔山，海拔一万零九百英尺，是座死火山。埃里伯斯火山仍不时喷涌着阵阵浓烟，考察队中的一个研究生助手——聪明，年轻的丹福思——指着白雪皑皑的山坡上流淌的岩浆，说此火山于1840年被发现，七年后爱伦·坡受此启发而创作出一首诗歌：
——像火山岩浆在无尽地奔腾，
那硫磺的狂潮滚下了耶涅山，
在极地那世界尽头的国度；
它一面悲吟，一面滚下了耶涅山，
在北极那荒寒的领土。
丹福思读了很多有关荒诞诡异题材的书籍，经常谈论起爱伦·坡。我本身对爱伦·坡也很感兴趣，这源于爱伦·坡唯一的一部有关南极的长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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