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中的超自然恐怖

，1789），《西西里式浪漫》（A Sicilian Romance ，1790），《林中的罗曼史》（The Romance of the Forest ，1791），《乌朵菲奥之谜》（The Mysteries of Udolpho ，1794），《意大利人》（The Italian ，1797）于1802年成稿，在其死后于1826年方才出版的《加斯顿·德布朗德维尔》（Gaston de Blondeville ）。这些作品中《乌朵菲奥之谜》可能是最为出名的一部，并能称得上是早期哥特文学的典范，故事讲述了年轻的法国姑娘艾米莉的遭遇。她在双亲亡故后因姨妈的婚事而移居到一座古老宏伟的城堡内，她的姨父正是这座城堡的主人——诡计多端的贵族蒙托尼。神秘怪异的声响、自动开合的房门，与隐藏在黑色帷幕后的壁龛中那无可名状的恐怖，接连降临在主人公与她忠实的仆人安妮特身上。艾米莉最终于姨妈死后在城堡中囚徒的帮助下出逃，而在回家的路途中，她又在暂住的庄园里遭遇了一系列新的恐怖——已故女主人那覆着漆黑裹棺布的死亡之床，与作为其停尸之所、废弃已久的庄园宅室——不过最终在情人瓦兰科特的帮助下，澄清了一件与她出身相关的身世之谜，并因此重新获得了幸福与安宁。显而易见，这篇故事中的内容不过是对传统元素的一种新的演绎，却因作者精湛的手法使其不失为一部经典之作。虽然拉德克利夫女士笔下的人物仍趋于脸谱化，她对人物的运用还是优于前人数倍，营造气氛的功力在当时也实属绝无仅有。

正因为如此，拉德克利夫女士有着数不胜数的效仿者。在文风与精髓上最为相似的非美国小说家查尔斯·布罗克·布朗莫属——与拉德克利夫相同，布朗喜欢用看似符合逻辑的解释来摧残其作品中的超自然恐怖气氛；但也正如她一般，布朗营造气氛的手法高超娴熟，只要不予解释，他笔下的恐惧会栩栩如生地萦绕在读者的脑海中。与拉德克利夫不同的是，布朗毅然决然地抛弃了传统哥特文学中的种种背景套路，转而以当代美国作为故事背景。这一决策并没有影响他在取材和行文中对哥特精神的贯彻——布朗的作品中包含了诸多令人印象深刻的场景，而在对凌乱不安的心智的描写上甚至比拉德克利夫女士更胜一筹。《埃德加·亨特利》（Edgar Huntly ）以一位掘坟的梦游者开篇，可惜后文的气氛却被戈德温式的教条主义削弱；《奥尔蒙德》（Ormond ）牵扯到一位邪恶的秘密兄弟会的成员，并和他的另一篇文章《亚瑟·默文》（Arthur Mervyn ）相同，布朗依照其亲身经历详尽地描述了肆虐费城与纽约的黄热病瘟疫。不过他最为出名的作品则是《威兰或变形记》（Wieland；or The Transformation ，1798）：叙事人克拉拉讲述了其兄长——一位居住在费城的德国人如何被宗教狂热所控制，开始出现幻听，最终杀害妻儿以作献祭，自己侥幸逃生的故事。这篇文章对斯库尔基县人迹罕至的农场树林中的梅廷根宅邸的描写尤为逼真，而克拉拉所经历的一系列恐怖事件，与她极具吸引力的生动口吻，和由此而逐渐积累的恐惧气氛，伴随着空荡大宅中幽幽回响的脚步声，在布朗充满艺术性的笔下一起得到了完美的诠释。尽管文末用“口技腹语”这一蹩脚的解释未免有些不尽如人意，文中还是一贯保持着令人可信的气氛，而充当反面角色的邪恶口技艺人卡尔文，则是与曼弗雷德或蒙托尼类似的传统哥特式反派。

IV哥特传奇的巅峰

恐怖文学随着马修·格雷戈瑞·刘易斯（1775—1818）的成名再次攀上了新的高度——他的小说《僧侣》（The Monk ，1796）取得了空前的成功，甚至为他赢得了“僧侣刘易斯”的别名。这位年轻的作家早先留学于德国，对天马行空的条顿传说涉猎颇广。这种优势是拉德克利夫女士所不曾具有的，而他也因此使文中的恐怖达到了前无古人的剧烈程度——他为作品中的传统哥特元素增添了一股新的残酷，因此使它成为了好似鲜活梦魇的佳作。《僧侣》的主线情节讲述了安布罗西奥——一位自恃清高的西班牙修道士，在恶魔伪装而成的美妇人玛蒂尔达的诱惑之下做出了极恶之事。当他在异端裁判庭的囚牢中等待死刑时万念俱灰，认为自己的灵魂与肉体均已无法被拯救，进而与恶魔定下了契约以便逃脱刑罚。在一番嘲弄之后，恶魔即刻将他带往一片荒野，并告知他所做的一切终为徒劳——教廷的赦免在自己出卖灵魂的那一刻已然宣判，救赎的希望指日可待。恶魔最终背叛了契约，在重申了他的罪行之后将他的躯体抛下了悬崖，他的灵魂也随之被投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之中。这部作品中包含诸多骇人的描述，如修道院地下墓穴中的仪式、院中的大火与邪恶院长最终的覆灭。而在次要情节之中，如马奎斯·德拉斯西斯特纳斯与他历代负罪的祖先——流血修女的鬼魂相遇的部分也运用了许多具有强烈感染力的描写，着实称得上是神来之笔，特别是到访马奎斯床边的行尸，与流浪的犹太人协助他驱逐这不死的折磨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