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的日记，是那天在厨房旁观的时候写下的：
兔兔之死
打兔头，使其晕厥。
将后腿绑好，倒挂。
割喉。
立刻剥皮。
拿切肉刀使劲砍成小块。
（……）
从活物到上桌不到十分钟。
我还没从刚才看到的残酷一幕中回过神来，就被带进餐厅，面前摆着一碗热气腾腾的红烧兔肉。我一点也不想吃。但是李嬢嬢 (4) 带着强烈的自豪期待地望着我，那恳切中充满了热心与慷慨，我只好动了筷子。
有些关于中国人吃东西特别残忍的故事是很可疑的。一个叫D. F.伦尼博士的人写了十九世纪末北京的生活，其中就写到活杀鳖。他写道，用一口特殊的锅，锅盖上有一个洞，让鳖可以伸出头来。这可怜的小东西身体在锅里加热，就越来越渴，然后拿料酒去喂它，这样肉一边煮也能一边变得更香。他还回忆说，中国人会让活鹅站在滚烫的铁板上，下面用火加热，直接烧熟鹅掌。这些令人毛骨悚然的恐怖故事是真的吗？伦尼博士承认这些都是道听途说的二手资料，是一个上海商人告诉他的。一次，一个浓眉大眼、庄严肃穆的老和尚曾经向我描述过一道广东菜，“三吱”：“一吱，”他告诉我，“就是用筷子夹起刚出生还在蠕动的小老鼠，吱一声；二吱，是放进蘸料里，吱一声；三吱，是咬下老鼠头，最后吱一声。”我都不知道是不是真的该相信华南有人会活吃老鼠，还是应该认为这位一辈子都坚持吃素的温文尔雅的老和尚只是想让我也从此不再吃肉。
全世界的人都听过那道“臭名昭著”的中国佳肴，“活吃猴脑”。听他们说，猴子被绑在桌腿上，脑袋用某种东西固定住，不能动弹。接着服务员就把猴子的天灵盖削掉，食客拿勺子舀脑花吃，像吃布丁一样。但真的有人亲眼见过吗？二零零二年，记者马克·施赖伯在《日本时报》上撰文，说他巨细无遗的调查也没有得到任何第一手的描述或亲眼所见，认为关于这道佳肴的传说可能要追溯到一九四八年一篇写中国人饮食习惯的专栏文章，而那篇文章并不是很严肃，通篇有种半开玩笑的语气。
不过，就算中国烹饪界这些最最令人毛骨悚然的残酷只不过是都市传说，但那些日常的“残酷”也足以让西方人叹为观止了。一次，我在成都一家小酒店里吃到一道菜，“桑拿虾”。服务员在桌上放了个简易燃气炉，上面是一锅热水，再盖上一层铁网和一个玻璃锅盖。水烧开了，她揭开锅盖，扔进一盘活大虾，又盖上锅盖。透过玻璃锅盖，我们看着对虾“蒸桑拿”，在不断上升的蒸汽中扭动翻滚。煮好以后，就可以揭开锅盖，蘸酱油吃。我对这道菜没什么胃口。同桌的中国朋友们倒是充满热情，不过我也不能认为他们就是虐待狂了。看着桌上这痛苦的表演他们都表现得很愉快兴奋，在他们眼里，这些大虾不过是移动的物体，并没有什么感觉。
当然，时间一天天过去，我自己的手上也沾满了菜市场的鲜血。我坚持让小贩当着我的面杀鱼和鸡，这样才知道都是新鲜的；卖黄鳝的当着我的面对午饭食材展开残忍大屠杀，我也是一脸无动于衷。虽然中国人对“动物”的态度一直让我困扰，但至少是诚实的。在英国，一顿肉食为主的聚餐，死亡的腥臭就像秘而不宣的罪恶，被掩藏在所有人都看不见的背后。人们都是在超市买安全卫生的肉食，动物们在养殖场经历悲凉痛苦的短暂一生后惨遭杀害，这样的情景没人看得到。而在中国，你能看到肉食到底是怎么来的、意味着什么，真是无处躲藏。你睁大眼睛亲眼看着，然后选择吃掉。
那天早上，冯锐带我去了菜市场一个卖家禽的摊子，竹编的围栏里有很多棕褐色的鸡，躁动不安又战战兢兢。鸭子趴在地上，略微安详宁静，腿都被一根根稻草缠了好几圈。每天，成都的鸭贩子都会骑着三轮车，后面拉着一车车鸭子。鸭贩子在自行车和公交车的拥挤车流中艰难行进着，鸭子们的脖子就从那些稻草中伸出来，优雅地摇摆着。和黄鳝一样，鸡与鸭的结局也是被公开血腥残杀。“看哈那一只，”冯锐说。小贩抓住鸡的后颈，把它拎起来让冯锐看。他戳了戳鸡肚子，看了眼鸡脚。“看鸡脚就晓得有好大 (5) 了，”他告诉我。“你看这只嘛，拇趾还没咋个发育，说明还很小，肉比较嫩。如果拇趾比较长而且节疤多，那就老了，拿来熬汤最好了。好，就要这只，”他对小贩说。
小贩把鸡头往后一拉，拿刀子割喉放血。鸡血都拿一个塑料袋装着，末了晃晃鸡脖子甩甩干净，然后拎着鸡往炭炉上一锅热水中浸一浸。他坐在凳子上开始拔毛的时候，鸡还在抽搐。接着他又把鸡整个浸进一锅冒泡的焦油中，焦油像橡胶一样附着在鸡身上。又浸入冷水中，然后把那一层黏黏的黑色“寿衣”扒下来，把那些粗硬的汗毛和没拔下来的羽毛全都弄干净，就跟蜜蜡除腿毛似的。他动作很麻利，剖开鸡肚子，清干净内脏，把鸡胃和胆囊扔在地上那一摊血腥的内脏中。大家爱吃的鸡胗、鸡肝、鸡心和鸡肠则保留下来，装在小塑料袋里递给冯锐，看着就跟一袋血似的。别的还活着的家禽就在旁边无所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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