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零七年一月，我又回中国待了一个多月，但一直心不在焉。我怀疑这条路是不是走不通了。我扪心自问，是不是应该坦白地承认，我在中国大吃大喝的这段丰腴时光已经结束了？是啊，这真是一段美妙奇异的旅程，一路上我什么也不错过，什么都去体会。但这段旅程本身是否已经没有那么快乐了呢？多年前，我毅然决然地放弃了一份符合别人对我期望的事业，之后便是自由自在、海阔天空。也许现在又该做同样的放弃了。现在经常有人问我：“扶霞啊，你又要去体验中国什么地方的菜系啦？”他们觉得我肯定要给每个省都写本书。“你疯了吗？”我想这么回答，“你知道中国有多少个省吗？”
但中国已经成了我多年的“积习”，实在很难改掉。而且我也签了这本书的合同，这是很长时间以来的夙愿。“再多一个月，”我告诉自己，“然后就告别吧。”于是我收拾好东西，鼓起勇气来到机场，飞到上海。好朋友格温在她旧时法租界漂亮的公寓里给我留了个单独的房间。然后我就在那里公事公办地开始探索华东的饮食传统。
上海本身就是美食记者的“宠儿”。他们成群结队地跑到豫园的南翔馒头店吃小笼包，又到外滩著名的Jean Georges吃法餐。不过，以中国的标准，上海的历史积淀不深，是一座现代大都市，“世界融合料理”比传统饮食更丰富。而我的研究是要去更为古老的饮食中心，比上海更为内陆的江苏省和浙江省。
可能有人会说，北京孕育了宫廷菜、南粤诞生了商人菜、四川打造了火辣下饭的农人食物，而华东则是文人雅士的美食之地。宋朝诗人苏东坡令杭州出现了美味的“东坡肘子”，美食家袁枚在南京写成了他著名的菜谱《随园食单》。二十世纪，作家陆文夫的小说《美食家》，背景就设定在他的故乡苏州，讲的是数十年革命中一位保守派美食家与一位恪守简朴的共产党人的沉浮纠葛。
长江以南古城遍布的地区，有着中国最上乘精细的食材，比如金华火腿、绍兴酒、镇江醋，当然还有著名的大闸蟹。这里的很多城市都有自己代表性的特色菜：杭州有叫花鸡、西湖醋鱼和东坡肉；南京有盐水鸭；苏州有响油鳝糊和太湖里捞的莼菜做的汤。不过，要说美食，这些地方都比不上扬州，这里曾是古代华东的美食之都，也是“淮扬菜”的摇篮。
扬州位于土壤肥沃的江南地区，因为物产丰富，素有“鱼米之乡”的美誉。这里从远古时代就有人聚居；从秦朝开始一直是个行政中心；隋唐时期修建了大运河，连接那时候就已经因为丝绸与茶叶闻名的杭州和北边的都城洛阳与长安。扬州是大运河上的重要城市，再加上发源于青藏高原、流向东部沿海的长江也流经这里，使其成为中国的交通枢纽，更是个诗酒繁华地、温柔富贵乡。数百年来，一提起“扬州”，人们想到的就是奢侈高贵的生活、文人雅士的做派。但十九世纪有了铁路，经过扬州的路线并不重要，这里的发展渐渐有些停滞。现在，游客们经常蜂拥到苏州赏园林、到杭州游西湖，扬州却不在必游名单上。
于我，这里是拼图上最后的一块，至关重要。十五年来，我漫游中国上下，从西部的沙漠到上海这个“东方巴黎”，从殖民历史深厚的香港到六朝古都西安。当然，也不能说我就是见多识广了，因为中国是永远探索不完的。但在美食版图上，我也算是个走南闯北的行者了。不过，对于扬州美食，我只是在北京的宫廷菜中窥视过其影响，在上海那些时髦别致的新派餐馆中有过肤浅的体验，却从未亲自踏足扬州。我可是中餐专家，不能留下这样的遗憾。
那是个晴朗而冷冽的早晨，我沿着沪宁铁路（上海到南京）来到了因为出产陈醋而闻名的镇江。小城生活发展迟滞、节奏缓慢，现在已经是二十一世纪初，人们看到外国人仍然像见火星人一样好奇又惊慌。男人们穿着中山装，口袋里装着吱吱喳喳的蛐蛐儿；人行道上有个铁匠，正捶打着烧得通红的铁做炒锅。
我招手叫了辆出租，去了镇江的渡口，上了渡轮。站在最高的甲板上，看渡船穿梭于长江上来来去去的驳船与客轮之中，冬日灿烂的阳光在江面上撒下闪烁的碎金。到了北岸，我找了辆车，很快就到了扬州。
我对这趟旅程并无太多期待。我经常因为传说中充满活力的市井生活与美轮美奂的建筑而来到自己一无所知的某个中国城市，结果发现很多老建筑都被拆掉了，千篇一律的钢筋森林取而代之。苏州的小桥流水和古老街巷大多已经消失不见；我在杭州根本就找不到什么旧时巷陌；上海更是日新月异、大肆拆建。写到这些地方的时候，我还是尽量去写美的一面，把它们的特色与丰富的饮食传统写好、写活。然而，我这样的尝试越来越不像纪实文学，而更像考古。所以，扬州是个惊喜。从我在市中心附近下车的那一刻起，就觉得这里有那么点儿与众不同。
和之前一样，我又没做什么功课。当然我找了下关于扬州和淮扬菜的书，却没一本有用的。不过嘛，我笔记本上记了中国烹饪协会扬州分会的地址，从过去的经验看，从这里入手应该没错。天还早，我行李也不多，于是就招了辆人力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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