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我意识到，几乎身边每个人都对自己的薪资不满意，觉得自己理应挣得更多。但我这个人挺知足的，说实话，假如回望一下自己的实习医生阶段，想想那时自己承担着生生死死的重大责任，却只拿着微薄到可怜的薪水，目前的状况也没什么值得抱怨的了。算一笔账：你上了6年医学院，当了3年实习医生，经过9年漫长的时光，你终于开始能积累一点儿所谓的职业履历了。当然了，有人说医生每个星期挣的薪水比火车司机还要少也很正常，毕竟司机的工作要比我们繁重得多，可事实上，当医生意味着你每周要做上百小时不间断的苦力，这么一想，医院外边停车计时器的时效工资都比我们的高。
不过你很少能听见医生抱怨工资的事情。毕竟干这行不是为了填满钱袋的——可别听那些红口白牙的政客瞎说，说什么医生就是没良心的赚钱机器。再说了，就算对工资不满意，你也完全改变不了现状。医生的工资是由医疗系统集中管控的，这个行业里的所有人薪资水平都一样。
有时候我觉得国家医疗服务体系给的不该叫工资，也许叫“定期津贴”更合适一些，就像象征性拿点儿补贴的志愿者一样，虽然报酬少得可怜，但你干这行主要是出于崇高使命的召唤，而不是为了满足经济上的利益 (1) 。
医生这个行业完全不适用传统雇佣关系中的报酬体系。你不可能拿到任何额外奖励——可能最接近奖金的是被我们叫作“骨灰钱”的报酬。“骨灰钱”指的是初级医生在病人接受火化前检查确认死者没有佩戴心脏起搏器，一次性可以拿到40英镑。（心脏起搏器会在火化过程中爆炸，还会连带着让整个火葬场和所有参加葬礼的人遭殃。据说这是一家人在经历了一场戏剧化的葬礼后发现的。）现在社会上都讲究什么绩效工资，但医生这行和考察绩效彻底相反。当医生的完全不需要虚晃领导或者暗中给同事下绊，也别指望能升职：你只能按照严格的规则缓慢地向上攀升。
所有人都以为医生坐飞机的时候能免费升舱，事实是，假如你穿上西装、在城里找一份更好的差事并挣足够多的钱自己买商务舱机票的话，这样的情况确实有可能发生。当然了，假如觉得身体不舒服，你确实能找不同科的专家帮你大概看看，问题在于也就到此为止了，因为你永远不可能有足够的时间在下班之后踏踏实实去看看门诊。而且动不动就要给朋友“提点儿医学建议”也让我很烦恼，好像人们见到我说的第一句话永远是“你能简单帮我看看吗”，而不是“好久不见，你还好吗”。 (2) 唯一值得欣慰的是，我不需要给亲戚们“简单看看”，因为他们绝大多数都是医生。
所有医务工作者都习惯了缺乏经济动力和升职机会的现状，更让人难以接受的是，你几乎从来不会从这份工作中收获类似“做得不错”这类的表扬或认可。白金汉宫的男管家——就是那些根据要求要倒退着走出房间并且不能和女王发生眼神接触的人——听到的表扬次数恐怕都比我们多。很多年来我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直到我第五次还是第六次在危机中力挽狂澜，却没有一个主任医生悄悄把我叫到一旁，告诉我刚才做得真不错时，我才突然感受到了那股绝望。我制定了一个明智的治疗方案时、挽救了一条生命时、随机应变时或者连续值了30个班而毫无怨言时，所有人都觉得这是应该的。当然了，我们加入国家医疗服务体系的目的不是想博取喝彩、想赢个金五角星或者想每次做得不错时都有人给我们发奖励饼干，可你心里总会觉得，即便没有奖励，偶尔鼓励一下员工的优异表现也算是基本的心理学策略（和基本的人情常识），可连这些都没有。
还好患者们时不时让人心头一暖。当他们跟你道谢时，你知道他们绝对是真心实意的，而且有时候你觉得他们道谢的理由简直不值一提——不就是每天发生在医生面前的无数小小危机中的一场嘛。我到今天都留着患者送给我的每一张卡片。那些家人朋友送的生日卡和圣诞卡全都被我扔了，但患者给的都还在，不但挺过了我的一次次搬家，还幸免于我告别医生行业时对过去所有文件进行的一股脑大消灭。它们就像微弱的一撞拳、一击掌，支撑着我不断向前。来自患者的缕缕挂念不断敲击着我的老板们压根儿不稀得去关心和了解的软肋。
直到现在——在我作为住院医生已经换过两次工作之后，我才第一次感受到了来自主任医生微弱的认可。事情是这样的，在圣阿加莎干了几个月后，门诊主管突然找到我，说有一位主治医生要提前离岗去执行科研任务，问我愿不愿意填补空出来的职位。她说，之所以找到我，是因为我在科室里的表现令她刮目相看。我知道她是在说：我们俩目前为止只见过两面，一次是在做引产手术时，另一次是她怒斥我在没有进行静脉注射的情况下就给病人口服了抗生素。很显然，她翻了所有人的履历，然后发现我做住院医生的时间最长。但有的时候，假如奇迹真的发生了，你就不会去在乎它究竟是如何发生的，于是我神采奕奕地回复她说：我当然愿意。
当然，我也有私心，想着这个新职位有可能给我带来切实的好处。当时我和H已经一起走过了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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