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人一样，尴尬而又不失礼貌地把相册翻看了一遍。
“都还正常吗？”卢娜问道。我很想说：“跟其他孩子没他妈什么区别。”但转念一想这可能有失为客之道，于是我甜甜一笑，把照片递回给她的同时说道：“她看起来非常健康。”屋子里的温度似乎一下降了10摄氏度，可以看到卢娜眼中有明显的杀意闪过。“她？她？！”
真的，这还是我第一次说漏了嘴，而且不是跟病人，是跟朋友。晚饭感觉就像是一场酷刑，我避免和他们有眼神交流，他们则哐当一下把餐盘丢在我面前。
唉，本来最近家里的气氛已经很紧张了。就在两周前，我俩买房子的计划告吹了。原房主完全不顾及我可怜的血压和我俩岌岌可危的关系，突然决定不卖房子了。我很怀疑他们只是决定不卖给我们了，很显然，有人能比我们出更高的价钱。还好，我们只在这个房子上花了他妈几千英镑用来雇律师、做调查什么的。现在，对于这栋我再也不可能踏入的房子，我的了解程度简直比我了解家里任何一个直系血亲的程度还要高。每个人都告诉我们说，这种事绝对事出有因。我懂，就是因为这个世界偏爱混蛋，而且希望我俩把接下来几个月全部的空闲时间再都交给房屋中介呗。
但又能怎么样呢，生活还得继续，即便我们时不时会感到一阵阵的痛。空空如也的银行账户让人心碎，另外，每天除非特意绕路5分钟，否则我必须得从那栋房子门口经过。
今天简直更过分——要我说这就叫缘分的奇迹——那对儿毁了我们幸福生活的夫妻俩来产前门诊了。我不认识他们，但眼前，他们的地址就写在那里，就是那个让我永远没法再单纯欢笑起来的地址。
在昆汀·塔伦蒂诺的电影里，到了这个时候，我应该掏出两把日本武士刀，发表10分钟慷慨激昂的演说，不断重申着自己的荣誉感、复仇心和尊严，然后把他俩挥刀斩首。可现实中呢，我只是说：“嗨，我叫亚当，是这儿的医生。”他们完全不知背后实情。道德、正直和法律的约束把我复仇的可能性降到了零点，所以我只能竭尽全力给他们做检查，尽管暗地里恨到咬碎了牙。当时我不太确定胎儿的胎位正不正 (9) ，于是快速给母亲做了B超扫描，结果显示一切正常。“你们想看看心跳吗？”我问道，“就在这儿——完全正常。这是一只胳膊，这里另一只胳膊，这是腿，这是他的小弟弟……哎呀，你们还不知道吗？”
2007年6月30日，星期六
报纸上有则新闻：一个医院门房因为在过去几年中冒充医生执业，被判了几年刑。我刚值晚班，不禁开始怀疑人生：什么时候我才能假装成医院门房呢？
2007年7月10日，星期二
我跟病人说话时的老一套必须得改改了。我通常是这么说的：“用超声探测器在肚皮外什么都看不到——别担心，不是说出了什么问题，早期怀孕一般用这种方式很难看到。我用内部超声探头看一看可以吗？”
发生了今天的闹剧后，假如我还能保住自己的行医执照，以后我就得这么说了：“用超声探测器在肚皮外什么都看不到——别担心，不是说出了什么问题，早期怀孕一般用这种方式很难看到。我用内部超声探头看一看可以吗？几秒钟后，你会发现我在抽屉里乱翻一通，然后拿出一个避孕套和一小袋KY润滑剂。先说清楚了：避孕套是用来套住超声探头的，KY是用来润滑的。看到我手里这些东西时你可千万别乱叫，尤其不要叫到其他同事冲进屋里来看究竟发生了什么。”
2007年7月23日，星期一
送一位刚接受完腹腔镜结扎的病人离开门诊外科病房。我跟她说，只要准备好了，就可以恢复性生活，不过在下一次例假前还是要采取避孕措施。我冲她丈夫点了点头，说：“意思是他得戴避孕套。”不知道为什么他们俩突然变了脸色，就像电影《夺宝奇兵》里最后溃败的纳粹一样。我说错了什么吗？这个建议挺正确的呀？我又看了看他俩，然后意识到那个男的其实是她爸爸。
2007年7月31日，星期二
一位实习医生昨晚出现在了急诊室里，因为服用了过量抗抑郁药物而自杀未遂。对此医生们好像都麻木了，唯一让我们感到惊奇的，是这种事发生的频率居然不那么高——想一想，你身担沉重的责任，几乎没人指导，而且没有一丁点儿心理辅助措施 (10) 。你累到半死，不断挑战着自身极限，可总是感觉压根儿不知道自己在做些什么。
当然，有时候这只是一种错觉，你做得其实挺好的——但有时候你是真的不知道自己究竟在做什么。
就像今天这位实习医生一样，很幸运，她吃的是一种对人体完全无害的抗抑郁药。在其他领域，假如有人因为工作而自杀，至少应该对相应情况进行调查，然后竭尽全力阻止相同的事情再发生。可在这儿呢，没人说一句话——真相早就传开了，我们就像在学校操场上窃窃私语的小孩儿一样。我很怀疑，假如她不幸去世，医院是不是连封告知邮件都懒得发给我们。我这人很难因为什么事而震惊，但医院对待自己职工的这种顽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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