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到了这一刻，现在，你必须决定自己想当哪种医生了。我指的不是科室层面，比如说选择泌尿外科还是神经科，而是选择什么样的行医风格。在接受职业训练的过程中，你的个人风格会逐渐清晰，几年时间里，你会养成一套习惯性态度，在之后的主任生涯中将永远用这副态度来对待病人。你是个满脸笑容、充满魅力并且积极向上的医生，还是很稳重、沉默寡言、倾向于用医学数据说话？我估计在警察学院里，毕业生也是这样决定他们未来要当好警察还是坏警察的（或者种族歧视的警察）。
至于我本人呢，选择的是一种“直击要害”的风格：少说废话，不窃窃私语随便八卦，直面手里的问题，同时说话带点儿讽刺挖苦。这么做有两个原因：第一，我本人个性如此，也不太会逢场作戏；第二，这么做能帮你节省大量时间，计算一下，假如面对每个病人，你都要花至少5分钟和他们谈论天气、工作、最近的旅行，那他妈得浪费多少时间。这么做可能会让你显得有点儿距离感，但我觉得这也不是坏事。过于热情的话，病人就会在脸书上加你好友，或者向你咨询他们家地下室应该粉刷成什么颜色。这些真的有必要吗？
传统的医学教育告诉医生，病人喜欢听开放式问题（“跟我说说你的顾虑……”）；喜欢医生提供给他们一系列选择——从保守治疗到服用药物，再到做手术，这样就会让他们觉得自己有选择的空间。我们都喜欢听类似“选择”这样的字眼——毕竟，所有人都希望能做自己命运的主人——但你有没有在吃自助餐排队时，发现主厨准备了不只一道主菜？面对这种情况，人们会犹豫不决，不停变换主意，或者找朋友商量对策。今天的鳕鱼好吃吗？牧羊人馅饼做得怎么样？有时候我们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想要什么，与此同时，好不容易拿到的薯条已经变凉，不能吃了。所以，这个时候最好忍痛割爱，干脆放弃选择的空间。
尤其是在产房里，我发现当医生只给病人提供一种治疗方案时，病人反而会对医生更有信心，这对产科医生非常重要——只有病人毫无保留地把她自己和她孩子的生命托付给你时，她才能在生产过程中保持镇定。出门诊时同样如此，已经数不清有多少次，我没有给病人提供一大堆没用的选择以满足他们“决定自我命运”的欲望，反而救了他们的命。我的做法是只给他们提供我本人的职业建议，采不采用是他们自己的事。假如我是病人，就希望医生能这样对我，这和修车是一个道理，把车拖到修车厂，你肯定希望工人只给你提供一个简单有效的解决方案。
但不容置疑，简单直接的行医风格会让你成为一位不那么“和善”的医生。被信任当然比被喜爱重要得多，但话又说回来了，两者兼得也不是坏事，所以在一家大型医学院附属医院担任主治医生期间的第三个岗位时，我决定换种新的行医风格。这样做其实并不完全是自发的，我得承认——因为有人把我给告了。倒不是因为我的医术有问题，而是病人对我出门诊时的态度不满意。这件事彻底敲醒了我，我决定：不管付出怎样的努力，也坚决不能再惹上类似的麻烦了，假如病人希望我像理发师傅一样和他拉家常，或者希望我满脸堆笑，没问题，我会照做的。
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我突然接到了两年前就职医院的一封信，信里通知说，一位我经手过的病人对我提出了医疗过失诉讼。这件事真是冤枉——剖腹产过程中，膀胱受伤的概率为千分之五，术前我们已经提示了相关风险，她也在知情同意书上签字了。从医术层面说，我本人在手术中导致病人膀胱受伤的概率肯定低于平均值，因为这件事在我身上只发生过这么一回，而我做过的剖腹产手术绝对不只200例。事情发生后我确实很沮丧，但也知道自己已经尽力做好了善后：我第一时间就发现事情不对头，立刻让泌尿科医生进行了修复，虽然对病人来说这绝对是件坏事，但最后，她无非是晚回家了几天。我当时觉得自己的处理方式也很合适：不断向她道歉，很诚实，也很恭敬，而且绝对发自肺腑。对医生来说，虽然手术前你会不断告知病人术后可能产生的并发症，但内心里，我们当然都希望这些情况不要发生。不要伤害其他人——难道这不是医生职业准则的底线吗？可有的时候，你就是会遇见倒霉事，这回轮到了我头上。
但是，病人雇的那三位以“不赢不赚”为准则的律师可不这么觉得，姑且把他们称为傻逼一号、傻逼二号和傻逼三号。他们敷衍了事地读了一遍法律条文，然后本着“冲对方乱发大招然后看他会不会反抗”的法律精神，断言我存在过失行为，他们说我在手术中的表现完全有失水准，我延长了原告的痛苦，耽误了她见到小婴儿的时间。
很不幸，我没办法反诉，否则会要求对方赔偿我花在翻找医学报告上的时间；赔偿花在和律师以及辩护机构开会上的时间；这件事还侵犯了我的私人情感关系——和H见面的时间本来已经寥寥无几，还要被这件事占去一大半；还有我买红牛的钱——彻夜不眠写报告的日子里，想在值晚班时不打瞌睡，功能饮料是唯一的办法。最重要的是，这件事让我痛苦难捱，焦虑和内疚让本来已经充满压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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