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我们的父母走了，把我们留给两个可能是罪犯的人照看。我们当时住在伦敦一条名叫卢维涅花园的街上。一天早上，要么是母亲，要么是父亲提议全家人早饭后坐下来谈一谈，他们告诉我俩他们要离开我们到新加坡去上一年。算不得太长，他们说，可也不是一趟短暂的旅行。他们不在的时候，我们当然会得到很好的照顾。记得父亲道出这个消息时，坐在某一把那种不太舒服的铁制花园椅上，母亲则穿着夏天的裙子站在他背后，看我们作何反应。过了一会儿，她抓过姐姐蕾切尔的手来抵在腰上，仿佛能给它带来温暖。
我和蕾切尔都没有作声。我们望着父亲，他正在跟我们详述这趟行程的细节，他们要乘的是新式阿弗罗都铎I型飞机，是兰开斯特轰炸机的后裔 [1] ，巡航速度每小时可以超过三百英里。在到达目的地前，他们必须至少转两次机。他解释说，他升职了，要去接管联合利华设在亚洲的办事处，这对他的事业来说是更上层楼，会给全家人都带来好处。他说得很严肃，母亲听着听着侧过身子去看她那八月的花园了。父亲讲完后，母亲看我一脸迷茫，就来到我身边，用手指梳弄我的头发。
我当时十四岁，蕾切尔快十六了，他们跟我们说，假期里会有一个监护人来照顾我们，母亲用的就是这个词。他们说那人是他们的一个同事。我们已经见过他了——我们一直都管他叫“蛾子”，这名字是我们给起的。我们家里都有起外号的习惯，这表明我们是一个有伪装的家庭。蕾切尔早就告诉过我，她怀疑那人的身份是罪犯。
这样的安排显得有点奇怪，但在战后那段时期，生活依然没有头绪，依然有点乱，所以我们对这样的安排并没感到有什么不寻常。我们接受了这个决定，是孩子都会接受的，也接受了由“蛾子”在父母不在的时候照顾我们。他最近成为了我家三楼的房客，是个低调的人，个子虽然大，但举手投足都带着羞怯，还真有点像蛾子。爸妈肯定认为他是可靠的，至于他们看没看出来蛾子是罪犯，我们说不太准。我猜想，曾经家里也有人努力要让我们的家庭变得其乐融融。父亲隔三岔五会叫我陪他去联合利华的办公室，周末和银行休假日那里通常都没人。他在那儿忙自己的事情，我就在那栋大楼的十二层瞎逛，宛如置身在被遗弃的世界中。我发现，所有办公室抽屉都是锁着的，废纸篓里空空如也，墙上没有画，不过父亲办公室的墙上倒是有一幅大大的立体地图，标出了公司在海外设的点：蒙巴萨、可可群岛、印度尼西亚。离本土稍近点的有的里雅斯特、赫利奥波利斯、班加西、亚历山大港等地中海沿岸城市，我想那些地方都是归父亲管的。他们就在这里掌控着数以百计的船只往来于英国和东方。地图上标出那些城市和港口的小灯珠在周末关着，跟那些遥远的贸易前哨站一样隐没在黑暗中。
到了最后关头，爸妈作出决定，母亲会在夏天的最后几周里留下来，把房客照顾我们的事安排停当，帮我们做好上新寄宿学校的一应准备。父亲孤身飞往那个遥远世界前的星期六，我又一次陪他去了趟位于柯曾街附近的办公室。他建议我们好好走上一段，因为，他说，在接下来几天里他的身体都将会窝在飞机上伸展不得。于是我们搭公共汽车去到自然历史博物馆，然后一路走着穿过海德公园直抵梅费尔。那天父亲显得不同寻常地兴致高昂，边走边唱着“家纺的衣领恋家的心，走遍天涯难舍故园情”，唱了一遍又一遍，几乎到了洋洋自得的地步，仿佛这是一条天经地义的道理。这歌词什么意思呢？我不很明白。记得进入办公室所在的大楼需要几道钥匙，他们公司的办公室占据了那栋楼的整个顶层。我站在那幅灯珠依然没打开的大地图前，努力记着父亲在接下来的几天几夜里会飞经的城市。即便如此我还是喜欢地图。他来到我身后，打开了灯珠，立体地图上的山脉霎时投下了阴影，不过这时我不太注意那些灯珠了，我更注意的是被淡蓝色灯光照亮的港口，和大片没有被照亮的陆地。这已经不再是一幅能一目了然的景象了，我怀疑蕾切尔和我看待父母婚姻的眼光一定与此相仿，有些东西是我们无法意识到的。他们很少跟我们讲起自己的生活。我们习惯了片面的故事。父亲一直沉浸在稍早那场战争的最后阶段中，我认为他并不觉得自己和我们是一路人。
说到他们的离开，大家已经接受了，母亲必须要跟他一起走：她不可能，我们是这么想的，离开了父亲而存在——她是他妻子。与母亲留在卢维涅花园照顾我们相比，把我们留下会对整个家庭少造成一点伤害，会减少一点整个家庭分崩离析的可能。据他们的解释，我们俩的学校都是好不容易才进去的，不能这么一下子说离开就离开。父亲离开前，我们全都和他拥抱，四个人抱作一堆。蛾子在那个周末很知趣地消失了。
我们开始了新的生活。我一时还有点难以置信。我依然难以确定，接下来的日子会毁了我的生活，还是会令它充满活力。这段日子里我会摆脱家庭习惯的条条框框和限制，但随后，作为结果，我会在行事上变得犹豫不决，就仿佛我已经太快地耗光了自由。不管怎样，现在我已经到了能谈论此事的年纪，谈谈
更多内容加载中...请稍候...
若您看到此段落，代表章节内容加载失败，请关闭浏览器的阅读模式、畅读模式、小说模式，以及关闭广告屏蔽功能，或复制网址到其他浏览器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