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们书的内容、书的精神和书的永久性,而不只是与笔友定期对谈。说些近日的收成。我要给每一本季刊一个主题,由不同的角度去呈现,让它可以独立存在。
第一个来到我心上的主题,是半世纪以来台湾出版量很大的“军中文学”。有时被整体称为“乡愁文学”。实际的原因是一九四九年前后,来台的外省人大多数与军队有关。中国军中一直有儒将的文化传统,来台之后,有些人退役去办报或杂志,有人去教书;年轻投入文学写作的成功诗人有纪弦、覃子豪、商禽、洛夫、痛弦等,他们最早的作品经常以乡愁为题材,很多是有血有泪的好文章,不能用后来的政治观点一概贬为“反共八股”。
在眷村长大的第二代,受了很好的教育,思想有宽广的视野,有才华的更汲取了世界文学各种技巧。台湾经济繁荣之后,《联合报》和《中国时报》创立了一年一度的文学奖,犹如旺火加柴,鼓励了许多第二代作家,爱亚、孙玮芒、朱天文、朱天心、张大春、萧枫、苏伟贞、袁琼琼和张启疆等,我经常邀为决审委员,或担任颁奖者说些勉励的话。我不仅是他们最早作品的最早读者,也得以看到一九八0年后整体的发展。一九九0年,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召开“台湾现代文学国际研讨会”,我所发表的论文即以“眷村文学”为名,分析“乡愁的继承与舍弃”。七年后,再度发表《乡、愁俱逝的眷村——由张启疆往前看》:又于香港中文大学宣读《二度漂流的文学》,以及连续在笔会季刊出版三期相关主题的英译小说、诗、散文,均专注且广泛地研究台湾文学这一面的深层意义。二00三年我与王德威主编《最后的黄埔老兵与离散的故事》,英文版书名TheLastoftheWhampoaBread,中英文版各一册,算是作个总结,也了却我自己一个心愿。
另一些我在大量阅读后编选的主题有:“现代女性处境”、“书”、“你是
谁?——不同人生”、“台湾科幻小说”、“自然之美与情”、“童年”、“亲情”、“乡土变迁的记忆”等。每一期的原作都很精采,编译成集,值得读后思考。
我记得一九九四年春季号是因为读到韩秀《折射》中一篇《你是谁》而深受感
动,这篇作品叙述她的身世——美军父亲和中国母亲的女孩在大陆文革中流放新疆的折磨故事。我另外找来台湾诗人苏绍连《苏诺的一生》和美国生长的华裔青年的故事《浮世》。合成一集,探讨那一代的青年,因政治的环境不同而面临如此不同的人生情境。
那年的冬季号主题则是亲情,有罗兰《时光隧道“小时候”》、杨牧《八十一月的白芒花》、袁琼琼《揪锣》,心岱《落发离家时》和陈芳明《相逢有乐盯》。有位澳洲的笔会读者来一封长信,说她读时如何怀念她父亲在相同的时代所遭遇的战争,可见同样的感情是不外国界的。
一九九五年秋季号主题“自然之美与情”,是受刘克襄散文集《小藤鼠的看法》触动,以如诗的散文书写自然界的生灵。是一个纯净心灵对大自然、对生命的看法:同时又受到陈煌《鸽子托里》的启发,开展自然知识的视野。这两本书至今仍是我的珍藏。天生万物,生存奥秘之美,在三、四十岁这样年轻作者的笔下,充满了诗意的关怀,不仅出于热切的保育观念,更是目睹所谓文明对生态破坏的无奈。这样的写法,也许只有现代台湾才有。台湾地少人多,文学对土地之爱常充满了感谢与珍惜,而这种温柔的、悠闲的心情,只有安居岁月才有。我认为近几十年的山岳、海洋、生态保育的作品是现代台湾文学的特色。这本季刊发行近四十年了。对台湾的文学可说是一座忠诚坚固的桥。未来研究台湾文学史的人,当会与我们在这桥上相逢。
即使没有“我们台湾”的使命感,翻译本身实在已是个相当迷人的工作。但是,必须当你已能达到两种语言的很高领悟层面,可以优游于两种文化的情境。进出自如,才能做文学翻译,字典反而只是一种辅助,一种验证而已。我和这个团队快乐相聚、工作,谈文学内行话,有时默契于心,进而关心彼此。虽然“耽误”了我的创作岁月,却也是愉悦充实的。对于年轻的译者,应该是更有意义的。
我为笔会季刊奋斗了九年,加上前面兰熙的二十年,后继者八年,已经英译短篇小说四百多篇,散文三百多篇,诗近八百首,艺术家及作品介绍一百三十多位,几乎很少遗漏这三十七年台湾有代表性的作者。国际笔会总会每年两期刊物。几乎每期都有台湾作品的转载,有时封面也用我们的图片,如一九九三年秋季号“野塘残荷”。我不知会不会有一天,有人写国际文化交流史,写到“我们台湾”曾这样坚定地随着季节的更换,以精致素朴的面貌,从未中断地出现,而赞叹我们这份持之以恒的精神以及超越地理局限的文化自信。
在那许多年中,我当然知道所有的努力中缺少长篇小说的英译,就缺少了厚重的说服力。所以一九九0年。文建会主任委员郭为藩先生邀集“中书外译计划”咨询委员会时,我欣然赴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提出建议,大家开出待译的书单、可聘的译者和审查者。开会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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