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肖邦死于1849年10月17日凌晨两点（法语维基页面上就是这么写的：aux petites heures de la nuit ）。围绕在病榻边的是肖邦的几位密友，还有他的姐姐路德维卡——正是她一直照料他，直到他生命的终结。陪在床边的还有一位神甫，亚历山大·耶洛维茨奇，令他震惊的是每一次呼吸的拖延不绝，是一个人彻底被毁的身体竟是那样安静地、纯粹动物式地死去；他先是在楼梯井里晕倒，而后在他并没有意识到的某种叛逆心的怂恿下，在他自己的回忆录里虚构出了音乐大师之死的场面——他所以为的更好的版本。别的暂且不提，只说他书中提到弗雷德里克·肖邦的遗言：“我已在世间所有幸福的源头了”——显然是弥天大谎，哪怕是足够感人、足够美好的。事实是这样的：根据路德维卡的记忆，她弟弟什么都没说；实际上，他有好几个小时不省人事。去世前，真正从他口中流出的只有一道又黑又稠的鲜血。
现在，路德维卡坐在公共马车里赶路，她筋疲力尽，浑身冰冷。快到莱比锡了。这年冬天特别湿冷，阴沉沉的云团自西向东正在涌来，应该是要下雪了。葬礼过去已有几个月了，但在波兰还有一场葬礼等着她。弗雷德里克·肖邦生前一直重申，他想被葬在家乡，因为他很清楚自己就快死了，所以早就精心安排了自己的身后事。当然，也包括他自己的葬礼。
肖邦刚死，索朗热的丈夫就来了。他来得那么快，简直像是穿好大衣、套好靴子在家坐等已久，一有人敲门就动身赶来了。他还带来了装在皮包里的一整套装备。他用油脂涂遍死者那只已无生气的手，再带着尊崇感、很小心地把那只手搁在一只小木槽架上，再倒上石膏。然后，在路德维卡的协助下，他还做了一副死者的面具——他们必须赶在死者面部的线条过分僵硬之前完成这项工作，赶在死亡彻底介入之前，因为死亡会让所有人的脸孔变得相似。
悄无声息、有条不紊地，弗雷德里克·肖邦的第二个遗愿也达成了。
他死后第二天，波托斯卡伯爵夫人推荐的一位医生做出明确的要求：脱去死者上半身的衣服，再在赤裸的肋骨下垫上一抱量的床单布；然后，他用手术刀顺畅地切开了死者的胸腔，只用了一刀。身在现场的路德维卡觉得那具遗体颤抖起来，甚至还像是吐出了一声长叹。后来，浸满了血块的床单布都快成黑色的了，她才转过身去，面壁而立。
医生在水盆里涤净了心脏，让路德维卡惊讶的是：那颗心是那么大，形状难以形容，而且没有颜色。只能把它勉强硬塞进装满酒精的玻璃罐，所以，医生建议他们换只大一点的罐子。肌肉组织不能受到挤压，也不能贴在玻璃罐的内壁上。
现在，马车有规律的颠动令人昏昏欲睡，路德维卡打起了瞌睡；有位女士浮现在她对面的座位里，紧挨着她的旅伴安妮艾拉，穿着一身灰蒙蒙的丧服长裙，俨如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兴起的寡妇装，胸前挂着一条很招摇的十字架；路德维卡不认识她，但也可能很久以前在波兰时就认识了。她的脸很浮肿，在西伯利亚吹来的寒风中显得惨无人色；她戴着磨花了的灰色手套，捧着一只罐子。路德维卡在低吟中醒来，查看了自己篮子里的物品。安然无恙。帽子有点下滑，挡在前额了，所以她把帽子往后推正。她的脖子都僵硬了，便用法语骂了一声。安妮艾拉也醒来了，拉起窗帘。一望无际的冬景实在让人伤感。远处有些小村庄，但人迹都浸淫在湿漉漉的灰色中。路德维卡幻想自己在一张大桌子上爬行，像一只在魔鬼般的昆虫学家的虎视眈眈之下的小昆虫。她发起抖来，叫安妮艾拉拿只苹果给她。
“我们到哪儿了？”她朝窗外看，问道。
“再有几小时就到了。”安妮艾拉安慰道，把去年留下的发皱的老苹果递给旅伴。
葬礼定在马德莱娜教堂举行。她们安排好了弥撒，遗体在这期间陈列于旺多姆广场的公寓里，好让结伴而来的亲朋好友们凭吊致哀。虽然垂挂了窗帘，阳光还是能找到缝隙钻进来，嬉戏在紫色的紫鸢、蜜色的菊花这些暖色调的秋季鲜花间。屋里只有烛光，不可僭越的庄严之光，令鲜花的艳色显得更幽深、更滋润，也润泽了逝者的脸色，不像在日光直射下那么惨白。
他们最终发现，要达成弗雷德里克·肖邦的另一个遗愿——在他的葬礼上演奏莫扎特的《安魂曲》——有点困难。肖邦的朋友们动用了各种关系，想方设法找来了最出色的音乐家和歌唱家，包括全欧洲最好的男低音演唱家：路易吉·拉布拉齐，非常风趣的意大利人，他想模仿谁就模仿谁，还能让所有人拍案叫绝。其实，在大家等待葬礼的那些夜里，他就模仿了一次肖邦，那场表演惟妙惟肖，引来哄堂大笑。老实说，在场的宾客真的不知道该不该笑——死者还未入土呢。还好，最后有人说了句公道话：这终究是证明了大家对肖邦的热爱与纪念。正是以这种方式，他会被世人长久怀念。每个人都会记住，弗雷德里克可以那样恶作剧，那样娴熟地模仿别人。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他是个多才多艺的人。
总之，事情被搞得很复杂。马德莱娜教堂不允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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