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明显，脏棉球的地位在同年级学生里处于底层。他身穿早已褪色的衣服，让人看见就想打趣问他究竟洗过几千回了，用的文具也很旧，让人直想问他买了多久了。我们家也和“富裕”呀、“殷实”呀这样的词无缘，穿得也破，却不像脏棉球那样身处底层，应该是因为我们和同学之间有所交流。我们各自还有着明显的长处：我学习好，风我运动能力强，这必然也是理由之一。而脏棉球什么长处都没有，他话少，似乎也无意和周围人处好关系，只知道读书。要说他也是无害，可就是有人愿意盯上这种无害的人。
广尾就是这样的人。
刚才聊单杠时也有他，就是风我嘴里那个“用了护发素”的广尾。
他是班级里的中心人物。如果整个年级存在种姓制度，那他的地位就等同于婆罗门 (3) 。看起来他十分享受每一天的校园生活，完全活在跟我们以及脏棉球相对的世界里。永远有朋友围绕在他身边，他和女同学的交流也很活跃，还深得老师信赖。
“你见过广尾家是什么样吗？”我不记得是哪一次，风我讶异地告诉我，“我们这栋楼都能装下，就有那么大。”
“大不代表就好。”我嘴上这样说，心里却像吃了酸葡萄一样。我家不但狭小，环境也很差，没有一点能赢得过他。“那小子他爸是干什么的来着？”
“他爸有好多栋楼。”
为什么有楼和有钱是相关的，那时候的我还不理解，只是单纯地接受了这个现实，觉得既然能有很多栋楼，那么有个大宅子住也不是什么怪事。
广尾经常找脏棉球的麻烦，他聊这些就像聊英雄壮举一样。比如让脏棉球吃灰他就真的吃了，把他关进女厕所，等等。那些觉得好玩的同学就聚集到广尾身边。
以前我读过一篇报道，封闭的空间、充裕的时间是促生霸凌问题的主要条件，万万没想到学校正是这样一种地方。
为了将来考大学，广尾已经开始在一所辅导名校补习，这种公立小学的课程在他眼里就是儿戏，上学也十分无聊。他为了打发时间，也为了让自身地位更加稳固，就抱着随便玩玩儿的心态，开始欺负脏棉球，之后愈演愈烈。
脏棉球在课桌前坐得好好的，他偏要故意去撞；有时还故意把脏棉球的东西藏起来，这些已经成为每日必修课。在我看来，那些可以被列入校园霸凌的事儿，广尾几乎干遍了。
我和风我没有参与欺负脏棉球，对他也没有特别地同情。风我对脏棉球并不认可：“不管别人对他做什么他都不反抗，一副呆样，那是他自作自受。”
这跟自作自受完全是两码事。
我表示反对。脏棉球并没干涉别人，他只不过是在那儿一直承受别人的攻击，飞来横祸也不过如此吧。
不过，我心里同样丝毫没有同情脏棉球的意思。光是我自己每天的生活、家中的紧张气氛和暴力就已使我精疲力竭，我可没心思去担心别人。
升初中后我们卷进脏棉球那个事儿，完全是因为那时候碰巧撞见了而已。
那是上初二的时候。
我们当时参加了学校足球队。跟风我比起来，我不怎么擅长运动，不过我喜欢两个人在一起踢球的感觉。
周六、周日队里没有活动，我俩就早上出门，在外面一直混到晚上。那个家，能不回就不回。上小学时我们还傻傻地以为只能困在家里，上了初中才开始明白，哪怕他骂我们，只要跑出了那个家，就由我们自己做主了。
更何况，我们还找了个好活计。
那是若林区的一个废品回收店。店门口只挂了块“废品再利用”的招牌，挺抽象的，也让人不放心。再加上女老板是个来历不明的人，就更让人不放心。她很刻板，有次人家抱怨“说不动”她，她却小声嘀咕着“管你什么不动还是岩洞”，跟人家玩起了文字游戏。自那次被我们听见后，我们就管她叫“岩洞大婶”。做废品回收必须得有回收商许可证，岩洞大婶并没有，所以她的店应该也不是什么正规的地方。
管他什么正规不正规，能在那儿干活儿，我们就很感激。
岩洞大婶开着她的小货车，带着我们四处回收废品。干活儿出力，然后获得等价报酬，这也有利于我们的精神发育。有时还有客户跟我们说谢谢，这在家里难以想象。
岩洞大婶虽然刻板，但并不可怕。一开始的时候，面对才上初中就想出来干体力活儿的双胞胎，她可能抱有警戒心理，不过仍然愿意让我们成为她的正式员工。
对于老太婆来说，我们应该也算是不错的劳力，又便宜又能干。
岩洞大婶跟我们讲话几乎全是说工作上的事儿，什么出去干活儿啦、把这个那个搬一搬啦、辛苦啦之类的，不过偶尔也会闲聊和调侃。有一回，她嘀嘀咕咕地指着风我道：“风我？”然后又指着我来了一句：“优我？”Who (4) 喔？You (5) 喔。亏她能想出用我们的名字谐音硬编出这个的花样来。有个音乐老师提过，音乐里有个名词叫“赋格”，译自拉丁文的“Fuga”，而风我的“风”发音与英文“Who”几乎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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