亦步亦趋

》的成就远远超过了作者和出版商的想象。在最初几个星期的评论中，《理性报》上刊登的一篇出人意料的文章使得布宜诺斯艾利斯人一改小心谨慎、磨磨蹭蹭的习惯，选择了一个难以拒绝的鲜明立场。《南方报》《国民报》以及各省份最了不起的报纸都加入了这个时髦话题，人们茶余饭后都在谈论这件事。还爆发了两场激烈论战（一个是关于达里奥对罗梅洛的影响，另一个是关于年表顺序的问题），这愈发激起了公众的兴趣。《人生》的第一版两个月之内就售罄；第二版，一个半月。受形势所迫，当然还有利益的驱使，弗拉加同意把它改编成戏剧和广播剧。事情发展到了这一步，由一本书产生的兴趣和新闻发展到了如此的高度，人们已经在猜想这本书会得到什么样的奖项；的确，就仿佛是为了纠正某种不公，不等通知的电话到来，也不等乱糟糟的祝贺声响起，两个朋友抢先一步把他获得国家大奖的消息告诉了他。弗拉加开心之余，想起了一件事：把诺贝尔奖授给纪德，也没能耽误他那天晚上去看一场费南代尔主演的电影。也许正是因为这个，他把自己一个人关在一个朋友家中，躲开了第一波群体热情的浪潮，他觉得这样挺好玩儿的。他这种宁静的心态就连帮助他藏身的同谋都觉得有点过分，甚至有点虚伪。然而在这些日子里，弗拉加也不是没有操心的事儿。他始终无法解释为什么在自己身上萌出了一种寻求孤独的想法。他已经成了公众人物，他的形象通过照片和广播传遍了每一个乡镇，他成了外省的交际圈里谈论的话题，还登上了外国媒体。他获得了国家大奖，这并非意外之喜，反倒更像是一种补偿。果然，后面的事情接踵而来，说来这还正是他写《人生》这本书的动力。他没有弄错：一个星期后，外交部部长在家中接见了他（“我们当外交官的人都知道，好作家是不把官方当回事儿的”），向他提供一份到欧洲某个国家出任文化参赞的差事。一切都像做梦一样，弗拉加不得不做出了很大努力，才完完全全地习惯了在荣誉的阶梯上不断攀登前行。一步接着一步，从最初的书评开始，到出版商笑容可掬的面孔和一次又一次的拥抱，再到各种各样的学会和社团的邀请函，他已经上升到一个平台，在那里，只需稍稍欠欠身子，就能让上流社会随便哪家沙龙洗耳恭听，象征性地把它置于自己的掌控之下，嘴里一口一口吃着鹅肝，还不耽误讨论讨论狄兰·托马斯的诗歌，仔仔细细地观察这些沙龙，连那些文学庇护人最近买了条什么样的白领带、穿了件什么样的皮草大衣都了解得一清二楚。从更远处，或者说更近处观察——这得看从什么角度、抱什么样的心态来看这个问题了——他还能看见随波逐流的碌碌大众一股脑儿买杂志、看电视、听广播，那是一群不问青红皂白随意购买的人，是买一台洗衣机还是买一本小说，买的是八十立方英尺还是三百一十八页全都一回事，他们只知道买，现在就买，买回家里，家里老婆孩子都眼巴巴地等着，因为邻居家早就买了，再则也可能是因为听见时尚评论家又一次在“世界广播电台”节目中称赞它。这本书现在也进入了那种“必买必读”的书目之中，这令他大为惊异。要知道，多少年来研究克劳迪奥·罗梅洛的生平和著作只不过是一小群知识分子的特殊癖好，换句话说，几乎没人对这事感兴趣。然而当他一次又一次地经历那些他觉得应该一个人静下来、仔细想想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的时刻（这一周里他得和电影制片商签合同了），最初的惊喜开始被一种莫名其妙的不安所取代。一切都应该像是通往荣耀的阶梯上的一级级台阶，除非到了那终将到来的某一天，就像走上花园里的拱桥，最后一阶上升，紧接着就是第一阶下降。再荣耀的道路最终也通向众人的厌倦，那时，人们就会掉头寻找新的激情。当他把自己关起来准备国家大奖授奖仪式上的演讲词的时候，几周以来令人头晕目眩的遭遇都凝聚成了一种带些讽刺意味的满足感，一种对他成功的补偿。但一种莫名其妙的焦虑和担忧时不时涌上心头，被放大了，冲淡他的满足感，当然，以他此刻那平衡的心态和感觉，他是绝不会让这些想法抬头的。他认为，好好准备一下演讲稿，他就会重新找到工作的激情，因此他决定到奥菲利亚·费尔南德斯的乡间别墅去写这篇讲稿，在那里他起码可以清静些。夏天快要过去了，花园里已经有了些许秋色。他很喜欢待在门廊里，一面欣赏着景色，一面抚摸着小狗、跟奥菲利亚聊聊天。弗拉加的写作素材都放在一楼一个房间里。他打开卡片盒的盖子，漫不经心地用手扒拉着，就像钢琴家在弹一支曲子的前奏。他告诉自己，一切都很正常，在文学上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功，有一些事落入俗套是难免的，尽管如此，《人生》的成功仍不失为一种正义之举，不失为对民族和祖国的敬意。他现在可以坐下来写演讲稿，接受大奖，然后准备动身去欧洲。日期和数目字、各种签约和晚餐请柬，在他的脑海里交织在一起。奥菲利亚一会儿就会带上一瓶雪利酒进来，她会悄悄地、全神贯注地走到他身旁，关注他的工作。是的，一切都很正常。远处传来一只凤头麦鸡的叫声，现在只需要铺开一张纸，调好灯光，点上一支雪茄。

他始终弄不清这启示是在那一刻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