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高中是J市最差的高中，入学当天的军训卧谈会，大家谈的是城郊嫖娼的经验，我的初中也是J市最差的初中，军训当天的卧谈会，大家谈的是哪一天能开始去城郊嫖娼。这座城市有一百六十多万青少年，我想，我是他们之中活得最为龌龊腌臜的百分之五。
从二〇〇六年开始，我在北京考学，要考取一个跟电影有关的学校。电影专业的考试需要先拿到学校的专业合格证，然后参加高考，两边通过后可以上学。父母满怀希望地鼓励我，为我准备了一个结构复杂的行李包，并塞了一大沓钱在羽绒服的暗兜里，嘱咐我小心火车上携带刀片的人。但携带刀片怎么看得出来呢。
第一年，我拿到全国最好的艺术大学考试合格证，整个人意气风发，身上有微光，见谁都是面若桃李，嘴角含笑。只需达到本省本一分数线的百分之八十，我就将去那所如同传说一般的学校读书。我将离开百分之五的肮脏青少年，回到大队伍的前列。
然后在夏季，高考分数下来，全省参加高考的人数前所未有地达到了六十四万，本一线水涨船高，于是我被刷了下来。
但没关系，我有才华，还年轻，身强体壮，还可以再考一年。这样告知父母之后，我轻车熟路地开始了第二次考学。
我开始筹备第二年的考试，每日阅览盗版DVD.家里住在一楼，父亲会在下午去院子里铲狗屎。在重重压力下，百分之七十五的青少年都需要毛片，我却在阅览时被窗户后面铲狗屎的父亲看到，于是他给我学电影下了一个定义，就是闲散在家里以看电影的名义看毛片，他从此不再支持我，每次我从房间出来都含义复杂地看着我。
但母亲仍鼓励我。秋天，我再次去北京准备考试。母亲在大衣的暗兜里给我塞了厚厚一沓钱，嘱咐我小心火车上携带刀片的人，我说现在京广线已经不是绿皮火车了，没有带刀片的人了。我带着一个空荡荡的结构复杂的行李包来到北京的地下室。那一年考试中我认识了赵乃夫，他身高一米九，臂展如大猩猩。
二〇一〇年，本省的高考人数再创新高，我重新回到了谷底。
四年里我一次次计算着自己的位置，本一线四万八千人，是八十万的百分之五点一，本二线十三万九千人则是百分之十四点九。落榜，则再次回到高三，二〇〇七年与我一同高考的人，如今大多已步入社会，开始计算自己的工资收入在社会人口中的百分比，少数人读研，一部分人生子。
第五年，父亲已经与我彻底决裂，母亲在与他终日的吵架中为我夺来最后一次机会。如果这次落榜，父亲就用他的路数送我去环卫站开车，在我看来，若此事发生，我将终生成为那最后的百分之五。
我将身着制服，坐在环卫车上，在破败不堪的马路上，大口向外吐痰。
这图景冲击太大，以至我在考试期间竟开始脱发和失眠。佝偻着背，顶着一头稀疏的乱毛，我考出了这几年来最差的成绩。
在父亲“早知如此”的眼神里，我看到几年前他在后院铲狗屎的那个下午，他只是失落地看着窗户。而母亲自一年前就鲜少说话，在我穷途末路时，她拿来一本小册子，让我去读上面宣传的野鸡大学。
我看也不看，说自己宁可去环卫站开车。
她就背对着我，我看到她颤抖的双肩和鬓间白发，就接过了册子。
“即使在那样的学校中，我也会直捣黄龙的！”离家之前，我背起自二〇〇六年考学就一直在使用的行李包，对母亲说。
说罢，二〇〇六年至今，我第一次哭了起来。那所学校的名字以黑体竖直排列在宣传册封面左侧，竭力显得不那么捉襟见肘。
就这样，父亲一脚踹翻家里自九十年代就摆在客厅的大理石桌子，助我一臂之力，我去了山化传播学院。
在城区郊外，沿着笔直的高速公路，是一片荒郊野岭，秋天之后，土地为一片残暴的焦黄色。二〇一一年以前，这所荒郊野岭里的学校叫广播学院，之后，校园扩建，改名为山化传播学院，就是我最后要去的学校。如果调查学校前身，也就是广播学院的背景，会发现在二〇〇四年的“师生二十人殴打学校领导”，以及“从化工厂改造的教学楼引起家长的不满，要求退还学费”这两条新闻。在全国三百一十六所专科院校里，它想必也是最后的百分之五。而我以二十三岁高龄，成了山化传媒学院编导专业的大一新生。
这所改造的学院没有建好，在化工厂的焦黄色还没有完全遮掩住的校园里，孤立着几栋楼。报到的那天，是学生唯一一次凑全的时候，所有人抱着五颜六色的塑胶脸盆和棉被，站在荒郊野岭中只有几棵树苗的小广场上，所有人面对着食堂，食堂看起来简陋而草率。这种脸盆像纸浆做的，所有人都知道很薄脆，棉被里的填充物基本上是以草为主，所有人也都知道睡起来会干巴巴。来到这里的学生不外乎两种，一种高考成绩过低，低到跟理想的学校相去甚远，除了这里无处可去，一种是没有参加过高考，不来这里只能去城市务工，基本上也是无处可去。
我清晰记得那个抱着一堆杂草的下午，胳膊里夹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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