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卢·菲尔丁法官的法庭的后排座位上,坐着二十四个日裔岛民,穿着他们只有在正式场合才穿的衣服。没有任何法令要求他们只能坐在最后排。但是圣佩佐岛不成文的规矩使得他们这样坐。
他们的父辈和祖辈迁居圣佩佐岛的历史可以追测到一八八三年。那一年,两个日本人——日本·乔和查尔斯·乔斯——住在牛海岬附近的一个棚屋里。在杰弗通港锯木厂,有三十九个日本人在那儿工作,但是户口调查员没有将他们的名字——登记,而是用日本人1号、日本人2号、日本人3号、日本·查理、老日本山姆、笑嘻嘻的日本人、日本小子、爱红脸的日本人、穿靴子的、矮胖的——诸如此类的代号来替代他们的真名。
世纪之交时,三百名日本人来到了圣佩佐岛,他们大部分都是纵帆船水手,为了留在美国而在杰弗逊港跳船下来。很多人游到岸上的时候身上一张美钞都没有,他们在岛上的荒野小道上四处游荡,以红花覆盆子和日本松茸为食,直到找到“日本城——那里有三家澡堂、两家理发店,两个教堂(一个是佛教寺庙,一个是浸礼会教堂)、一家旅馆、一个杂货店、一块棒球场、一个冷饮小卖部、一家豆腐店,以及五十个未刷油漆的脏兮兮的住所,一律面朝着泥泞的道路。不到一个星期,这些跳船者就在锯木厂找到了工作——码木料,清扫锯末,拖原木,给机器上油——每小时挣十一美分。
根据保存在岛县历史档案馆中的公司史料记载,一九〇七年共有十八名日本人在杰弗逊港锯木厂受伤或致残。资料中记载,日本人107号,在三月十二日被劈料刀削去一只手,获得了七点八美元的工伤赔偿；日本人57号在五月二十九日因为一堆木材倒塌而导致股关节脱臼。
一九二一年,锯木厂被解散:岛上的树都被锯光了,以至于圣佩佐岛几乎成了一片光秃秃的沙漠。锯木厂主们卖掉他们的资产,离开了圣佩佐岛。日本人开始开垦草莓地,因为圣佩佐的气候十分适宜草莓生长,而且种植所需的启动成本很低。正如古话所说,你只需要一匹马、一架犁,以及一大帮孩子就行了。
有些日本人租了小块土地,自己经营。但是,大部分人都只能充当雇农或佃农,在哈库金 [1] 的土地上耕种。法律规定,除非他们成为美国公民,否则不允许拥有土地；法律还规定只要他们是日本人,就不能成为公民。
[1] 原文 hakujin,是日本人对白人的称谓。
他们把钱存在罐子里,然后写信给他们在日本的父母,要求他们送女人过来做他们的妻子。有的人撒谎说他们变得很富有,或者寄去自己年轻时候的照片；反正不管怎么样,妻子们一个个漂洋过海地来了。他们住在香杉木板搭成的小屋里,点着油灯,睡在铺着稻草的褥子上。风透过墙上的缝隙刮进屋里。早上五点的时候,新娘新郎便都在草莓地里干活了。秋天的时候,他们蹲伏在田间地头,或是拔草或是拎个铅桶施肥。四月份的时候,他们往地里撒诱杀蛞蝓和橡皮虫的饵料。他们先给一年期的草莓苗修剪一次匍匐茎,然后修剪两年期和三年期的植株。他们不仅除草,而且还要防范霉菌病和沫蝉 [2] ,还要担心下雨天草莓会烂掉。
[2] 一种附着于蔬菜等植物上的虫,其幼虫会分泌一种液体,与空气结合后,形成唾沫状的保护体。
六月份,草莓成熟的时候,他们便带着筐子来到草莓地里开始采摘工作。加拿大印第安人每年都会来,和他们一起为哈库金干活。印第安人睡在田间地头,或者旧的鸡舍、谷仓里。有些在草莓罐头工厂工作。他们会待上两个月,等到覆盆子的收获季节过去才离开。
每年夏天都至少有足足一个月的时间,地里有无穷无尽的草莓等着人们去采摘。拂晓之后一个小时,草莓便装满了第一个浅筐,一个白人工头站在那里,拿一个黑色的簿子,在每个采摘者的名字旁边写下不同的罗马数字。他将草莓分类拣到松木箱里,由包装公司派来的人把它们装到平板卡车上。采摘者则继续回到标有数字编号的田垄间,蹲伏着采摘草莓,将浅筐填满。
当收获工作在七月上旬完成的时候,他们可以放一天假,庆祝草莓节。一个年轻女孩会被选为草莓公主,戴上花冠；哈库金则架起烤三文鱼的架子；志愿消防队会和日本社区中心队打一场垒球比赛。花园俱乐部会展出他们的草莓和倒挂金钟花篮；商会则为花车比赛的冠军颁发奖杯。詹森西港的舞榭在夜间会点起灯笼；从旅游船上涌来的西雅图游客会跳起斯芬斯卡波卡舞、莱恩兰德舞和肖蒂什轮舞,并表演各种杂耍。每个人都走上街头——草农、职员、商人、渔民、捕蟹人、木匠、伐木工人、织网人、菜农、废旧品商人、房产代理人、雇佣诗人、牧师、律师、税务员、牧羊场主、机器安装工、养路工人、卡车司机、水管工、采蘑人、冬青树剪枝员,等等。他们在伯切尔城和赛尔凡树林野餐,一边听着中学乐队演奏着缓慢的《苏泽进行曲》 [3] ,一边躺在树荫下喝着葡萄酒。
[3] 苏泽(1854-1932),美国作曲家,创作了大量喜剧歌剧和进行曲,如《星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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