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一早上七点,一辆军用卡车将富士子和她五个女儿带到友睦港渡轮码头。那里的士兵给了她们一些标签贴在手提箱和大衣上。她们顶着严寒在包袱边等着,那些白人邻居站在那里,看着她们被士兵赶到码头。富士子看见尤思·塞弗伦森也在其中,双手抓着前面的栏杆靠在上面；今田一家经过时,她朝她们挥手。从西雅图搬来的尤思十年来都在富士子那里买草莓,但言谈之间总仿佛她是个农妇,其角色不过是让尤思从城里来的朋友感受一下岛上生活的异域风情。她的友善总有些纡尊降贵的味道,每次买草莓的时候总带点施舍味道地多给一些钱。所以今天早上,尽管尤思·塞弗伦森友好地喊出了她的名字,富士子却没有看她或是和她打招呼——她只是目光低垂,盯着地面。
九点,她们排队登上了克洛肯号,白人从高处山上惊讶地看着他们,田中戈登八岁的女儿在码头上摔了一跤,哭了起来。很快其他人也哭起来了,山上传来安东尼奥·丹格伦的声音,这个菲律宾裔的小伙子两个月前刚娶了北野伊利诺为妻。“伊利诺！”他大声喊道,待她抬头看时于,他抛了一束红玫瑰下来,花束随风向水面飘下,落在码头木桩下的水波间。
火车将她们从安纳柯蒂斯带到一个临时宿营地——朴雅勒普集贸市场的马棚。她们在马棚里临时安顿,睡在帆布行军床上；晚上九点之后她们不得离开马棚,十点被勒令熄灯,每家只有一个光秃秃的灯泡。马棚里的寒冷直透进她们的骨头里,夜里下雨屋顶漏水,她们又起来挪床。第二天早上,六点,她们踩着泥浆去临时宿营地食堂,吃了些罐装无花果和用馅饼盘烤的白面包,喝了点锡杯装的咖啡。富士子忍受着这一切,保持着自己的尊严,尽管在其他女人面前故作轻松,但她内心感觉自己已濒临崩溃。肚子疼时扭曲的脸令她深感羞辱。她垂着头坐在马桶上,羞愧于自己的身体制造出来的声音。公用厕所的屋顶也漏着雨。
三天后,她们上了另一列火车,开始慢吞吞地朝加利福尼亚行进。夜里,在车厢来回巡逻的军警让她们拉下窗帘,她们歪在座位上度过了黢黑的几个小时,努力克制着自己不要抱怨。火车走走停停,摇晃得她们无法入睡,厕所门口总是排着长队。在朴雅勒普临时宿营地吃的东西让很多人集体拉肚子,包括富士子。她坐在位置上,腹内灼烧着,脑袋轻飘飘的,仿佛脑子已经不在脑壳里了,一滴冷汗挂在她的前额。她竭力忍着这种不适,没有对女儿们提及。她不想让她们知道她内心也受着煎熬,需要找个地方舒舒服服地躺着,好好睡上一觉。因为在她刚想睡的时候,几只绿头苍蝇总在她耳边嘤嘤嗡嗡地飞来飞去,还有高见家的婴儿的哭声,那孩子才三个星期大,发着烧。婴儿的哭声啃噬着她的神经,她用手指堵住耳朵,但似乎无济于事。随着睡意渐渐逃走,她对小孩和高见一家的同情也开始溜走,她心里开始暗暗希望那小孩死掉算了,那样耳边就安静了。但同时她又恨自己这么想,压制这种想法的同时,她的怒气也在增长,恨不能将那小孩从窗户扔出去,那样大家也许就清净了。过了很长时间,正在她觉得再也忍受不下去的时候,那个婴儿停止了像严厉刑罚一样的尖利哭喊,富士子让自己平静下来,闭上眼睛,带着极大的宽慰准备睡觉,就在那时,高见家的小孩又哭了起来,尖锐的哭声折磨着人们的神经。
火车在一片无边无际的寂静沙漠的中心,一个叫作莫哈维 [1] 的地方停了下来。早上八点半,她们被赶上一辆辆的汽车,汽车带着她们沿灰扑扑的道路向北走了四个小时,到了一个叫作曼扎纳的地方。富士子闭上眼睛,试图将拍打在车身上的沙尘暴想象成故乡的雨。她迷迷糊糊地打着盹,醒来时便看见缠着倒钩的铁丝网和一排排因尘土弥漫而显得模糊的暗色营房。十二点半,她的手表显示；她们刚好赶上排队领午饭她们背对着风,站在那里用军用餐具吃饭。花生黄油、白面包、罐装无花果和豇豆；在所有的食物里她都能尝出灰土的味道。
[1] 莫哈维沙漠。
第一天下午,她们排队领了止泻药。尘土飞扬,她们待在行李旁等着,然后又排队领晚饭。傍晚的时候,今田一家被分到十一区的四号营房,分到了一间十六乘二十英尺的房间,房间里仅有的物件是一个光秃秃的电灯泡、一台小小的科尔曼油汀、六张CCC [2] 军用小床、六张草席和十二条军用毯。富士子坐在一张小床的边上,营地的食物和那份止泻药在她胃里翻腾,令她痉挛。她穿着大衣,抱着自己,她的女儿们拍平草席里的麦秆,点起了油汀。虽然有油汀,可她一件衣服也没脱地躺在毯子下还是冻得直发抖。到半夜的时候,她终于忍不住,和三个同样感到痛苦的女儿一起,磕磕绊绊地在黑漆漆的沙漠里朝营地的公用厕所走去。令她们惊讶不已的是,那里竟然半夜时分都排着长队,五十几个甚至更多的女人和孩子们穿着厚重的外套,在寒风中绷紧后背。队伍里一名妇女吐得厉害,是她们中午都吃了的罐装无花果的气味。那名妇女用日语向大家道歉,就在这时队伍里的另一个人也吐了,此后她们就都重新陷入了沉默。
[2] 行军床的一种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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