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的个人关系。路·莎乐美给尼采的信无一幸存，极可能全数毁于尼采的妹妹——伊丽莎白之手，她与路·莎乐美的反目，持续了一辈子。路·莎乐美的确有个弟弟耶拿，于1882年在维也纳读医科。然而，布雷尔极不可能在当年的学生讨论会中，发表安娜·欧的案例。尼采给友人兼编辑彼得·嘉斯特（Peter Gast）的信（列在第十二章末），伊丽莎白给尼采的信（列在第七章末），劳森医疗中心、费雪曼以及布雷尔的连襟麦克斯，以上皆为虚构。（不过，真实世界的布雷尔的确热衷于西洋棋。）除了两个尼采的梦之外：他的父亲从坟墓中起来以及老人濒临死亡时的咕噜声，其他在本书中出现的梦，皆为虚构。
1882年，心理治疗尚未诞生，尼采当然不曾正式把他的注意力转到那个方向。然而，我在阅读尼采的过程中发现，他深切并大量地关注于自我认知与个人变迁。为了年代先后的一致性起见，我约束自己只撷取尼采在1882年之前的作品，主要是《人性的，太人性的》（Human, All Too Human）、《不合时宜的沉思》（Untimely Medilations）、《曙光》（Dawn）与《快乐的科学》（The Gay Science）。1882年告终之后的数个月，尼采完成了《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然而，我在小说里假设，该书的伟大思想，在小说背景的1882年，已经在尼采的心智中酝酿。
斯坦福大学宗教研究教授冯·哈维（Van Harvey），允许我旁听他卓越的尼采课程，并且接纳我参加长时间的学院讨论会，同时对我的手稿有着批判性的阅读，我从哈维教授处受惠甚深。我的哲学系同仁们，尤其是Eckart Forster及Dagfinn Follesdal，容许我出席德国哲学与现象学的相关课程，为此，我深切感激。许多人对这份原稿给予了建议，我在此致上谢忱：Morton Rose、Herbert Kotz、David Spiegel、Gertrud and George Blau、Kurt Steiner、Isabel Davis、Ben Yalom、Joseph Frank以及Barbara Babcock与Diane Middlebrook指导的斯坦福传记文学讲座。斯坦福大学医学史图书馆馆员Betty Vadeboncoeur，对于我的研究提供了无价的帮助。书中所引用的尼采写给路·莎乐美的信，是由Timothy K.Donahue-Bombosch翻译的。著书过程中，许多人提供了编辑上的指导与协助：Alan Rinzler、Sara Blackburn、Richard Ellman以及Leslie Becker。Basic Books的工作人员，尤其是Jo Ann Miller，提供了无比的支持；如同他对先前书籍的帮助，Phobe Hoss对此书也做出许多化腐朽为神奇的指点。内人玛丽琳一直是我第一个也是最彻底无情的书评家，对本书从初稿到最终定稿，她同样表现得淋漓尽致，不但提供了延绵不断的批评，并且建议了本书的书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