献给恩里克·比拉-玛塔斯
诗人能忍耐一切。这等于说人能忍耐一切。但并非如此:人能忍耐的事不多。说的是真忍耐。反之,诗人可以忍耐一切。我们是凭借这样的信念成长起来的。这第一个议题是对的,但是会导致毁灭、疯狂、死亡。
我认识恩里克·马丁的时间是在我来到巴塞罗那后不久的几个月里。他和我同岁,也是1953 年出生的,是诗人。他用西班牙语和加泰罗尼亚语写作,效果基本一样,形式各异。他的西班牙语诗歌很尽心,很伤感,不少的时候,显得笨拙,缺乏独创性。他特别喜爱的西班牙语诗人是米盖尔·埃尔南德斯,是优秀诗人,我不知道什么原因,那些蹩脚诗人喜欢他。(我斗胆提出一个可能不大全面的答案:埃尔南德斯说痛苦,也是从说痛苦起家的。而那些蹩脚诗人如同实验室里的动物一样备受折磨,尤其是在漫长的青春期里。)反之,如果用加泰罗尼亚语写诗,马丁就说些日常现实的事情。惟一看他诗歌的是我们这些朋友们(实际上是一种委婉的说法:他的西班牙语诗歌可能“也”只是我们这些朋友阅读;惟一的区别,至少在读者群上,西班牙语诗歌他发表在我猜测只有我们才翻阅的印数很少的刊物上,有时候,连我们都不看;而他用加泰罗尼亚语写的诗歌则是在酒吧里或者来我们家里做客时朗诵朗诵而已)。但是,恩里克·马丁的加泰罗尼亚语很糟糕——诗人没掌握好写诗的语言,写出来的诗歌怎么能好呢?我估计这个问题应该到青春期秘密的章节里去找。问题是恩里克·马丁连加泰罗尼亚语的基本语法概念都没有;真实情况是,无论用西班牙语还是加泰罗尼亚语,他的诗都写得不好。但我至今还激动地(与我的青春岁月不无关系)记得他几首诗歌。恩里克·马丁“愿意”当个诗人,为此投入了全部力量和毅力。他坚韧不拔的性格(一种盲目、容易遭人非议的韧性,就像电影里那些蹩脚枪手一样地固执,他们如同苍蝇一样倒在英雄的枪弹下面,但是以自杀的方式坚持要实现自己的愿望)后来赢得了人们的同情,被戴上类似文坛圣人的桂冠——只有青年诗人和老妓女才会赏识。
那个时候,我二十五岁,心想:那些事情我早就干过了。恩里克·马丁不同,打算什么都干,准备用他的方式吞下全世界。第一步他要办杂志,或者办一份文学爱好者刊物,花掉了他的积蓄,他攒了一些钱,从十五岁开始就在港口附近一家不起眼的办公室干活。到了关键时刻,恩里克·马丁的朋友们(其中也有我的朋友)决定第一期里不放入我的诗歌。此事(虽然我不愿意承认)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冲淡了我俩的友情。据恩里克说,错在另外一个智利人身上,他老早就认识那人,那人说一份西班牙文学爱好者刊物上,在第一期上就发表两个智利人的作品,实在太多了。那些日子,我在葡萄牙呢,回来后就决定洗手不干了。无论刊物和我,还是我和刊物都没关系了。我不接受恩里克的解释,部分原因是懒,部分原因是为了满足我那被伤害的自尊心,于是不再管刊物的事了。
有一段时间,我俩不再见面。我们有共同认识的朋友,我经常在老头盔酒吧里见到他们,一直都能简单明了地知道恩里克的最新动向。因此得知刊物(有预见性地取名为《白绳》,我敢保证这名字不是他想出来的)只出了一期,得知他打算把一出戏搬上新区的剧场;得知刚演完第一场就被人打跑了;得知他计划办另外的刊物。
一天夜里,他来我家了。胳膊底下夹着一包诗作,希望我能看看。我俩去海岸街一家餐厅吃晚饭。到了喝咖啡的时候,我看了几首诗歌。恩里克怀着得意又担心的心情等着听我的意见。我明白,假如我说坏,那就永远见不到他了,还要冒着彻夜辩论的危险。我说:觉得写得不错。没露出太多的热情,也小心不露出丁点批评。我甚至说了一句:其中有一首写得很好,有莱昂·费利佩的风格,是一首描写埃斯特雷马杜拉风景的怀乡诗
(他从来没在那里生活过)。不晓得恩里克是否相信我的话。他知道那时我在阅读桑奎内蒂[1] 的作品,知道我在现代诗方面认同意大利式的观点(虽然是兼容并蓄的方式),因此我不可能喜欢他那些关于埃斯特雷马杜拉的诗歌。但他装出相信我的样子,装出很高兴我能阅读这些诗歌的样子。后来,他概括地谈起了那出了第一期就完蛋的刊物,于是,我意识到他不相信我的话,可是没有吭声。
这就是全部经过。我俩又继续聊了一会儿,谈谈桑奎内蒂和弗兰克·奥哈拉(我至今还喜欢这位作家,至于桑奎内蒂,我很久没阅读他的作品了),谈谈他打算办的新杂志(他没有请我写稿),后来,我俩在我家附近的地方道别。直到一两年后,我才又见到了他。
那个时候,我跟一位墨西哥女子同居。我和她的关系濒临结束,既威胁着我,威胁着她,又威胁着邻里,甚至威胁着敢于来拜访我俩的熟人。这些熟人得到通知后就不来我家了。那些日子,我俩几乎看不到任何人。我俩很穷(那墨西哥女子虽说属于墨西哥城生活优裕的家庭,但是坚决不要家里的接济)。我俩吵架的特点很有荷马史诗的风格,真是乌云长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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