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们怎么了？”露丝问。
“没怎么，都好好的呢。”埃迪向她保证，“你想看看它们吗？”
“好。”小姑娘说。她伸出胳膊，埃迪把她从床上抱起来。
他们穿过没开灯的走廊，两个人都清楚走廊两侧的墙上挂满了死去的两个男孩的照片，各种表情的都有，幸好现在光线昏暗，看不真切，走廊最远端，埃迪房间透出的明亮灯光宛如指路的烽火，灼灼燃烧。埃迪抱着露西走进客用浴室，两人默然无语，凝视玛丽恩在伏尔泰堤道酒店的照片。
过了一会儿，露丝说：“这是早晨，妈妈刚睡醒，托马斯和蒂莫西钻进被子里了，爸爸拍的照片——在法国。”
“在法国，对。”埃迪说。（玛丽恩告诉过他，酒店在塞纳河畔，这是玛丽恩第一次去巴黎——她儿子们的唯一一次。）
露丝指指比较大的那只脚。“托马斯。”她说。接着指着小点的那只，等着埃迪说话。
“蒂莫西。”埃迪推断。
“对，”四岁的小姑娘说，“可你把它们怎么了？”
“我？没有啊。”埃迪又扯谎。
“好像是纸，小纸片。”露丝眼睛扫视着浴室说，又让埃迪把她放下来，检查废纸篓。但女佣已经打扫过很多次房间，埃迪也早就把纸片拿下来了。最后，露丝只得又朝他伸出胳膊，埃迪抱起她。
“可别再发生这种事了。”四岁小孩说。
“说不定根本没发生过，也许是个梦呢。”埃迪说。
“不对。”孩子说。
“我猜这是一个谜。”埃迪说。
“不对，”露丝说，“是纸。两片纸。”她愤怒地瞪着照片，看它敢不敢变成那天的样子——数年之后，露丝·科尔成为小说家，以现实主义著称，埃迪·奥哈尔对此毫不奇怪。过了一会儿，他问小姑娘：“你不想回去睡觉吗？”
“想，”露丝说，“可我要带着照片。”
他们又穿过走廊，这里比刚才还黑——主浴室的夜明灯在露丝房间投下的光线微乎其微。埃迪把小女孩箍在胸前，发现仅用一只胳膊抱着她有点沉，可他的另一只手得拿着照片。
埃迪把露丝送回她的床，把玛丽恩的巴黎照片摆在五斗橱上，面向露丝，但小姑娘嫌照片离床太远，看不清楚，他只好让照片斜靠着双层床头的脚凳，露丝这下心满意足，很快就睡着了。
回自己房间之前，埃迪又去看了玛丽恩一眼。她已经合上眼睛睡着了，双唇微启，身体放弃了可怕的僵硬姿势，被单横搭在臀部，上身赤裸，什么都没盖。夜里的温度并不低，但埃迪还是把被单往上拉了拉，盖住了她的胸，觉得这样她看上去才没那么放荡。
埃迪累极了，躺下就睡了过去，毛巾还裹在腰上。早晨，他被玛丽恩的呼唤吵醒——她在尖声叫喊他的名字，伴以露丝的号啕大哭。埃迪跑着穿过走廊（腰上还围着毛巾），发现玛丽恩和露丝在浴室里，围在沾满血污的水池边。到处都是血，孩子的睡衣、脸上、头发上全都是，所有的血都来自她右手食指的一道深深的伤口——创面在指头肚上，深可见骨，似乎是被什么东西垂直切了一道，割痕极细。
“她说是玻璃。”玛丽恩告诉埃迪，“可伤口里没有玻璃。什么样的玻璃，亲爱的？”玛丽恩问露丝。
“照片，照片！”孩子哀叫。
原来，露丝想把照片藏到双层床下面，结果相框撞到了床——也可能是脚凳，撞碎了里面的玻璃，照片倒没有弄坏，但亚光膜上星星点点地沾了很多血。
“这是怎么啦？”四岁的露丝不停地问。埃迪抱着她，让她妈妈换衣服；然后玛丽恩抱着露丝，让埃迪换衣服。
露丝已经不哭了，比起自己的手指，她现在更关心照片，玛丽恩和埃迪只好把贴着染血的亚光膜的照片从破碎的相框里扒出来，带着一起上了车，因为露丝希望照片能陪她去医院。玛丽恩安慰露丝，告诉她伤口可能需要缝起来，至少还要打一针。实际上，最后打了两针——缝合前打了麻醉剂，缝好后又打了一针破伤风。创口很深，却很干净，很细，玛丽恩相信顶多需要缝两三针，所以不会留下明显的疤痕。
“疤痕是什么？”露丝问，“我会死吗？”
“不，你不会死的，亲爱的。”玛丽恩向她保证。
然后话题转到照片的修复。等医院的事处理完，他们要把照片送到南汉普顿的镶框店，把它留在那里重新镶框。听到这里，露丝又哭了，因为她不想把照片留在商店里。埃迪解释说，必须给照片贴新的亚光膜，镶新相框，换新玻璃面。
“什么是亚光膜？”四岁小孩问。
玛丽恩把沾了血的亚光膜（但不是照片）拿给露丝看，露丝想知道为什么上面的血点不是红的，她母亲回答，血迹已经干了，变成褐色的了。
“我会变成褐色的吗？”露丝问，“我会死吗？”
“不会，你不会死，亲爱的。不，不会的。”玛丽恩不停地安慰她。
当然，打针和缝针的时候露丝都在尖叫——只缝了两针。见到如此完美笔直的伤口，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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