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管道出口到青山一丁目车站，没有多远的距离。我们走在地铁轨道上，电车来时就躲在立柱后面等它通过。车内光景历历在目，而乘客对我们则不屑一顾。地铁乘客没有人往窗外张望。他们或看报纸，或干脆怔怔发呆。地铁无非是便于人们在都市空间移动的权宜性工具而已。任何人都不会为乘地铁而满怀欣喜。
乘客数量不很多。几乎无人站立。虽说上班高峰已经过去，但依我的记忆，上午10时后的银座线该更挤些才是。
“今天星期几？”我问女郎。
“不知道，从来不理会星期几。”女郎回答。
“就平日来说，乘客未免过少。”我摇了摇头，“说不定星期天。”
“星期天又怎么？”
“怎么也不怎么，星期天不外乎星期天。”我说。
地铁线路比预想的好走得多。坦坦荡荡，无遮无拦。没有信号，没有车辆，没有街头募捐，没有醉汉。墙壁的荧光灯以适当的亮度照明脚下，空调器保持空气的清新。至少比地下那霉烂气味强似百倍，无可挑剔。
最先从身旁通过的是开往银座方面的电车，其次开往涩谷的疾驰而过。走到青山一丁目站旁时，从立柱背后窥视了站台情况。如果正在地铁线路行走时被站务员逮住，那可是件麻烦事，因为想不出如何解释才能使对方相信。站台最前头有一架梯子，翻越栅栏估计轻而易举。问题只是怎样避开站务员的视线。
我们站在立柱后面，静静看着开往银座方面的电车停进站台，开门放客，又载上新的乘客后关门。列车长下到站台，确认乘客上下情形，又上车关门。发出开车信号。电车消失后，站务员便不知去了何处，对面站台也已不见站务员身影。
“走吧。”我说，“别跑，要装得若无其事，跑会招致乘客的怀疑。”
“明白。”
两人从立柱背后走出，快步走到月台的这边一头，然后装出习已为常且毫无兴致的样子爬上铁梯，跳过木栅栏。有几个乘客看见我们，露出费解的神情，想必怀疑我们担当的角色。无论怎么看，我们都不像是地铁有关人员。满身污泥，裤子裙子湿得一塌糊涂，头发乱蓬蓬一团，眼睛被灯光晃得直流泪。如此人物当然不会被看成地铁工作人员，可是究竟又有谁会乐此不疲地在这地铁线路上行走呢？
不等他们得出结论，我们已三步两步穿过站台，朝出站口走去。走到跟前才意识到没有车票。
“没票。”我说。
“就说票丢了，付钱补票可以吧？”女郎道。
我向出站口的年轻站务员说票弄丢了。
“好好找过了？”站务员说，“衣袋左一个右一个的，再找一遍试试？”
于是我们在出站口前装出把全身上下摸遍的样子。这时间里站务员不无疑惑地定定注视我俩的装束。
还是没有。我说。
“从哪里上的？”
涩谷。我回答。
“花了多少钱，从涩谷到这里？”
“忘了，”我说，“大概不是120元就是140元。”
“记不得了？”
“想问题来着。”
“真从涩谷上的？”站务员问。
“开进这站台的不都是涩谷始发的吗？如何骗得了人！”我提出抗议。
“从那边的站台来这边也是可能的。银座线相当长的嘛。比方说可以从津田沼乘东西线到日本桥，从那里换车来这里。”
“津田沼？”
“比方说。”站务员道。
“那么津田沼到这里多少钱？照付就是。这总该可以了吧？”
“从津田沼来的？”
“哪里，”我说，“根本就没去什么津田沼。”
“那为什么要照付？”
“你不是那么说的么？”
“所以我不是说打比方吗？”
此时又开来一列电车，下来20多个乘客，通过出站口走到外面。我看着他们通过。没一个人丢票。随后我们重新开始交涉。
“那么说，从哪里付起才能使你满意？”我问。
“从你上车那里。”站务员说。
“所以不是从涩谷吗？”
“却又不记得票价。”
“忘了嘛，”我说，“你可记得麦当劳的咖啡价格？”
“没喝过什么麦当劳的咖啡。”站务员说，“纯浪费钱。”
“打个比方嘛，”我说，“就是说这类琐事是很容易忘记的。”
“反正丢票的人总是往少报，全都到这边站台说是从涩谷来的，无一例外。”
“所以不是说从哪里起算都照付就是么？你看从哪里起算合适？”
“那种事我如何晓得！”
我懒得再这么无休无止地争论下去，便放下一张千元钞票，擅自走到外面。背后传来站务员的喊声，我们装作没有听见，兀自前行。在这世界即将步入尽头之际，实在懒得为这一两张地铁票挖空心思。追究起来，我们根本就没乘地铁。
地上在下雨。针一般的霏霏细雨将地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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