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曾试图将这种悲哀诉诸语言。然而无论怎样搜刮词句，都无法传达给别人，甚至无法传达给自己本身，于是只好放弃这样的努力。这么着，我封闭了自己的语言，封闭了自己的心。深重的悲哀甚至不可能采用眼泪这一形式来表现。
想吸支烟，却不见了烟盒。衣袋中仅有火柴。火柴也只剩3根。我接连擦燃3根火柴扔在地上。
再次合目之时，起伏已不知遁往何处。脑海中浮现的只有尘埃般轻盈的沉默。我久久独自注视那尘埃。尘埃不上不下，纹丝不动地浮在那里。我噘起嘴唇吹了口气，依然一动不动。任凭多么强烈的风，都全然奈何它不得。
随后，我开始想刚刚分手的那个图书馆女孩。想她在地毯上的天鹅绒连衣裙、长筒袜和内衣。莫非它们仍旧原封不动地如她本身一样悄然躺在那里不成？在她身上我的表现能算公正吗？没有人寻求什么公正。寻求那玩艺儿只有我这样的角色。问题是这种寻求对于失去公正的人生有何意义可言呢？我如同喜欢她一样喜欢她脱在地毯上的连衣裙和肉衣。难道这也是我的公正的一种形式？
所谓公正性，不外乎仅仅适用于极其有限世界的一个概念。但这一概念涉及所有领域。
从蜗牛到五金店柜台以至婚姻生活，无一例外。尽管谁都不追求它，但我能给予的别无他物。在这个意义上，公正性类似爱情，想给予的和被追求的难以吻合。惟其如此，才有各种各样的东西从我面前或我内部径自通过远去。
或许我应该后悔自己的人生。这也是公正的一种形式。然而我什么也不能后悔。纵使一切都风也似的留下我呼啸而去，那也是我本身的希冀所使然。我脑海中剩留的惟有漂浮的白色尘埃。
去公园小卖店买香烟和火柴时，出于慎重，我顺便又往自己住处打了次电话。我知道不会有人接，但在这人生最后时刻往自己房间打次电话倒也不失为可取的念头。也可想象电话铃哗然大作的情景。
出乎意料，电话钟鸣至第3遍时居然有人拿起话筒，并“喂喂”两声。是身穿粉红色西服裙的胖女郎。
“还在那里？”我吃了一惊。
“何至于。”女郎道，“去了又回来了。哪里能那么逍遥！想接着看书，就回来了。”
“看巴尔扎克？”
“嗯，正是，妙趣横生，可以从中感觉到类似命运威力样的东西。”
“那么，”我问，“你祖父可得救了？”
“那还用说，轻而易举！水消了，又是回头老路。地铁票都买了两张。祖父精神得很，让我向你问好。”
“谢谢。”我说，“你祖父现在干什么呢？”
“去芬兰了，他说在日本干扰太多，没办法集中精力搞研究，所以去芬兰创办研究所。那里怕是个安安静静的好地方，又有驯鹿什么的。”
“你没去？”
“我决定留下来住你的房间。”
“我的房间？”
“是啊。我非常中意这房间。门扇已完全安好，电冰箱录像机也买齐了。不是被人搞坏了吗？床罩褥单窗帘换成了粉红色的你不介意吧？”
“无所谓。”
“订报纸也可以？我看看节目预告。”
“可以。”我说，“只是那里有危险。‘组织’那帮人或符号士有可能卷土重来。”
“瞧你，那有什么好怕的。”女郎说，“他们要的是祖父和你，我是不相干的人。刚才倒来了异常大和异常小的两个家伙，我把他们轰了出去。”
“如何轰法？”
“用手枪打中大家伙的耳朵，耳膜笃定报废。何惧之有！”
“不过在公寓里打枪不又捅出一场乱子？”
“没那回事。”她说，“只打一枪，人们只能当成意外。当然，连打几枪是成问题。但我枪法准，一枪足矣。”
“嗬！”
“对了，你失去意识后，我打算把你冷冻起来，怎么样？”
“随你的便。反正毫无知觉。”我说，“这就去晴海码头，去那里回收好了。我坐的是白色卡列那1800GT双排喷射引擎车。车型说不上来，反正里边播放鲍勃·迪伦的磁带。”
“鲍勃·迪伦是谁？”
“下雨天……”刚开始解释，又不耐烦起来，改口道，“一个声音嘶哑的歌手。”
“冷冻起来，等祖父发现新的方法，说不定可以使你起死回生，是吧？过分指望未必如愿，但这种可能性并非没有。”
“意识都没了，还指望什么。”我指出，“你真能冷冻我？”
“没问题，放心好了。我嘛，冷冻是拿手好戏。做动物实验时，曾把猫狗之类活着冷冻过很长时间。把你也好好冷冻起来，藏在谁也找不到的地点。”她说，“所以，如果顺利，你的意识就会失而复得。那时肯定同我睡觉？”
“当然！”我说，“如果届时你仍然想同我睡的话。”
“会好好做那种事？”
“尽一切技能。”我说，“不知要等多少年。”
“反正那时我不会是17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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