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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们，你们误会了，再不就是受了欺骗。我不是卖国贼。”
“他撒谎！”那铁匠叫道，“自从法令公布之后，他就成了卖国贼。他的生命已交由人民处理。他那受到诅咒的生命已不是他的了！”
此时此刻达尔内在人群的眼里看到了一种冲动，仿佛他们马上就要扑到他的身上来。驿站长急忙把他的马牵进了院子，护送者的两匹马紧挨着他，把他夹在中间。驿站长关上了那摇摇晃晃的双扇门，并上了杠。钉马掌的在门上砸了-郎头，人们嘟哝了一会儿，却再也没做刊什么。
“那铁匠说起的是什么法令？”达尔内向驿站长道了谢，跟他一起站在院子里时问道。
“有那么回事，是出售外逃人员财产的法令。”
“什么时候通过的？”
“十四日。”
“我离开英国就是那天。”
“大家都说这只是其中之一，还会有其它的法令出台——即使是现在还没有——，要放逐所有的外逃分子，外逃回国的人也一律处死。那人说你的命不是自己的，就是这个意思。”
“可是现在还没有这些法令吧？”
“我能知道什么！”驿站长耸耸肩说。“可能现在就有，也可能以后才有，都一样。你能希望什么？”
他们在阁楼里的干草上休息到半夜，等到全城都入睡之后再骑马前进。在这次荒唐的骑马旅行中他发现许多日常事物发生了近于虚幻的荒唐变化，睡眠很少似乎并不是其中最小的变化。在荒凉的路上经过了寂寞的长途跋涉之后，他们往往会来到几间可怜的村舍面前。村舍不是沉浸在黑暗里，而是闪耀着火光，村民们在半夜三更像幽灵一样手牵着手围着一株枯萎的自由树转着圈子，或是挤在一起唱赞颂自由的歌。所幸在波维城的那天晚上人们睡觉去了，否则他们是难以脱身的。他们继续前进，走向孤独与寂寞，叮叮当当地穿过提前来到的寒冷与潮湿，穿过全年没有收获的变得贫瘠的土地。土地上出现的变化是：烧掉的房屋的黑色废墟和爱国者巡逻队的突然出现——他们在所有的道路上执勤，猛然从隐蔽处钻出来，收紧缰绳站住。
清晨的阳光终于在巴黎的城墙前照到了他们身上。他们走近的时候路障关闭着，并有重兵把守。
“这个囚犯的证件在哪儿？”卫兵叫来的一个神色坚毅的负责人间。
查尔斯-达尔内听到“囚犯”这个难听的字眼当然不高兴，便请求对方注意他是法国公民，自由的旅客，是因为时局动荡被人硬派绘了保卫人员的，而且为此付了费。
“这个囚犯的证件，”那人根本没听他说的话，仍然问道，“在哪儿？”
证件在醉醺醺的爱国者帽子里，他把它拿了出来。那人看了看加伯尔的信，表现出几分惊诧和意外，仔细地打量了达尔内一会几。
那人一言不发离开了护送队和被护送的人，走进了警卫室，这三个人骑着马等在城外，查尔斯-达尔内提心吊胆地望了望四周，发现城门是由警卫队和爱国者共同守卫的，后者比前者要多得多。他又发现虽然运送给养的农民大车和那一类的车辆及商贩进城很容易，出城却十分困难，哪怕是最不起眼的人也很难。等着出城的有一大群各色各样的男男女女，自然还有牲口和车辆。对人的检查很严格，因此人们通过路障十分缓慢。有的人知道距离检查到自己的时间还长，便索性倒在地上睡觉，或是抽烟。其他的人则有的谈话，有的步来走去。他们无论男女，都一律戴着红便帽，缀着三色帽徽。
达尔内在马背上观察着这一切，等了大约半个小时之后，发现自己站到了那个负责的人面前。那人指示誓卫队打开路障，给了那醉酒的和清醒的护送队员一张收到被护送者的收条，然后要他下马。他下了马，两个爱国者牵着他那匹疲倦的马，掉转马头走了，没有进城。
他随着引路者走进了一间警卫室。那里有一股劣质酒和烟叶的气味，士兵们和爱国者们有的睡着，有的醒着；有的醉了，有的没醉，还有的处于睡与醒之间、醉与未醉之间的种种中间状态，或站着或躺着。警卫室的光线一半来自越来越暗的油灯，一半来自阴沉的天空，也处于一种相应的暖昧状态。办公桌上公开放着表册，一个相貌粗鲁、皮肤黝黑的军官负责着这一切。
“德伐日公民，”军官对带领达尔内的人说，同时拿起一张纸准备书写。“这个外逃分子是埃佛瑞蒙德么？”
“是他。”
“你几岁了，埃佛瑞蒙德？”
“三十七。”
“结婚了没有，埃佛瑞蒙德？”
“结婚了。”
“在哪儿结的？”
“在英国。”
“理所当然，埃佛瑞蒙德，你的妻子在哪？”
“在英国。”
“理所当然，埃佛瑞蒙德，我们要把你送到拉福斯监狱。”
“天呐！”达尔内惊叫起来。“你们凭什么法律关我，我犯了什么罪？”
军官抬起头来望了望。
“你离开法国以后我们有了新的法律，埃佛瑞蒙德，和新的定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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