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天，或是在气候变化无常的春汛期间，小伙子在原始大森林中，在水上，拿着枪，带着渔网，尽力帮助母亲维持一家生活。有一次，他和一只刚从窝里爬出来的熊面对面地相遇了。因为来不及给单筒枪换上子弹，他就向那只野兽打了一发霰弹。当那只被射伤眼睛的动物在地上翻滚着、号叫着，抵挡狗咬的时候，小伙子便站到树背后，装上子弹，迎击那头向他扑过来的熊。
那时，这个负责养家活口的猎人才十四岁，没有力气把这样一副重担长久地挑下去。他的身体还很不结实，没多久，他累伤了。后母不得不把那些年龄小的孩子送到收养贫苦儿童的保育院去，所以他们也尝到了从前父母用来吓唬大孩子，就是吓唬我的那种生活的滋味，而那种滋味不是每个弟妹都尝到过的……
弟弟向我讲完这些话，就立即从长凳上站起身来，拿着我的小提箱，拉着我向城里走去。一路上，他一面气喘吁吁地说，一面比划着手势——这是爸爸遗传给我们大家的习惯——他说啊说啊，就像没法说够似的。我们不知道现在爸爸在什么地方，但是他的手势、习惯，包括一些并不太好的习惯，却永远留在我们身上了。
后母又改嫁了，她和新家一起搬到交通干线上去住了，柯利亚留在伊加尔卡，当出租汽车司机。他刚结婚不久，可是却把年轻的妻子和工作都不放在心上，心还在森林里，在河上。第二天，他把我拖到老伊加尔卡那一边的湖上，我们俩在那儿——毕竟是一家人脾气相同——打死了好些野鸭子，但是拿不到手。天上没有风，湖里长满了芦苇，打死的鸭子漂不到岸边来。弟弟未加思索就脱下皮靴、裤子，把衬衫卷到干瘪的肚子上齐肚脐眼的地方，一步一步费劲地走去。我骂着，威胁着说以后哪里也不跟他去了。在极圈湖底松软的淤泥下面覆盖着千年不溶的冰层，凭他那种“强壮的”体格能顶得住吗？……
“没关系，没……没……没关系！”柯利亚一面冻得在抽噎，一面仍然不顾一切，慢慢地往深处走去，“我习惯了。”他还冲着我的呵责，顺口胡诌道：“往水里钻不好，从水里往外爬也不好，不好对不好说：‘你不好我不好，赶走一个不好，留下一个不好……’”
喔唷！弟弟踩空了一脚唉哟叫了一声，湖水刺骨的冷，于是他赶快上岸。尽管他没把顺口溜念完，但已经捞到了十几只鸭子。他被冰凉的水冻得皮肤通红，沾了一身浮藻、青苔和水草，在篝火跟前跳着，蹦着，等到蹦跳够了，身体有点暖过来之后，他又暗示是不是再试一下？水只是在刚下去感到冷，以后就没什么了，可以顶得住的。
我比以前更凶地冲着他嚷起来，于是弟弟遗憾地放弃了他的打算。
我们等候起风，想让风把打死的鸭子吹到湖岸边来，但等来的却是一场暴风雨。我们在叶尼塞河对岸待了两个昼夜，没有粮食，只靠吃火灰堆里烤熟的、不放盐的鸭子充饥。弟弟的行动举止：那种满不在乎的性格，快快活活的说话模样，满口的俏皮话，以及品行为人方面——譬如他同一个姑娘恋爱了一年多，可是却同另外一个姑娘结婚，而他跟这个姑娘，如果把他们驾着出租汽车慢吞吞地去郊外的时间除去不算，那他跟她只相识了三四个晚上——在所有这些方面他很像那个不可救药的父亲。弟弟的面貌虽说和爸爸像是从一个模子里浇出来的，但他终究还是孩子模样。那并不欢乐的童年时而在这个年轻人身上有所流露，这种情况持续了整整一生。看来，大自然规定要人经历的生活阶段是无论如何必须经历的。
柯利亚说他老想在冬天去冻土带打一次猎。他没有心思开汽车，感到在城市里乏味得很。弟弟身上沸腾着父亲的血液。去劝阻他不仅徒劳无益，而且还会使他更加心急火燎，越发不肯罢休。
秋高气爽的黄金季节来到了，当我乘着大型客机，在晴朗的蓝天中飞向莫斯科，去文学讲习班学习深造的时候，我的弟弟尼古拉·彼得罗维奇[8]同两个伙伴搭了一架铁片叮当作响的小型水上飞机，坐在狭小的机舱里在那已经积满白雪的浓厚的云层中颠簸着，朝着泰梅尔方向飞行——去狩猎北极狐。飞机啪嚓一下降落在一个圆形的无名湖上，湖岸都是平坡，几乎光秃秃寸草不生，湖上的鸭群和雁群被惊吓得慌张起飞。猎人们用漂来的木头做了一个木排，用它运食品和杂物到岸上。飞行员们打猎打得心满意足，把漂浮在水上的野味收拾到一起，向一心渴望在狩猎中交好运的狩猎小组成员握过了手，就飞走了。他们要等到十二月中旬再驾着这种小飞机来这里，不过到那时候，飞机的起落架要换上滑雪板了。
在皮亚西那河的一条支流杜迪普塔河的一畔，有一间破旧的小木屋，还是很多年以前盖在那儿的，已经朽烂不堪，需要大修了。狩猎小组的伙伴让柯利亚撒网、捕鱼——鱼是猎人和狗的主食，还要用来做“诱子”（北方猎人诱捕野兽的诱饵名称），而他们自己去砍木材，着手修补这间小屋，安置过冬的地方。
柯利亚撒了两个袋形渔网，一个撒在湖里，另一个撒在面对小木屋的杜迪普塔河里，然后他就开始挖坑，准备把捕来的鱼放在坑里发酵，让鱼发出臭气来，传得越远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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