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不是诅咒他，蒲松龄只用一个小小的自然段就把他的命运一下子摁到了底谷。成名是个什么人呢？蒲松龄只给了他四个字，“为人迂讷”。“为人迂讷”能说明什么呢？什么都说明不了。没听说“为人迂讷”就必须倒霉，性格从来就不是命运。问题出就出在《促织》开头的那个“里胥”身上，里胥是谁？蒲松龄说了，“里胥猾黠”。猾黠，一个很黑暗的词，——当“迂讷”遇见了“猾黠”，性格就必须是命运。
可以说，小说的一开始是从一个低谷入手的。成名一出场就处在了命运的低谷。成名被里胥报了名，捉促织去了，在这里，“滑黠”就是一片乌云，它很轻易地罩住了“迂讷”。“滑黠”一旦运行，“迂讷”只能是浑身潮湿，被淋得透透的。什么事情还没有发生呢，蒲松龄就写到了成名的两次死，一次是“忧闷欲死”，一次是“惟思自尽”。“忧闷欲死”是意向，“惟思自尽”是决心。这在程度上是很不一样的。小说才刚刚开始呢，成名就已经气若游丝了。
但是，天无绝人之路。小说向相反的方向运行了，希望来了。这是小说的第一次反弹。这个希望就是小说中出现的一个新人物，驼背巫。经常有年轻人问我，在小说里头该怎么刻画人物呢？我现在就来说说蒲松龄是如何刻画驼背巫的，蒲松龄所用的方法是白描，“唇吻翕辟，不知何词”。唇：严格地说，上嘴唇；吻：严格地说，下嘴唇；翕辟：一张一合的样子。很神，既神秘，又神奇，也许还神圣。驼背巫是不可能说话的，即使说了，你也不可能听得懂，——否则他或者她就不是驼背巫。一个作家去交代驼背巫说了什么是无趣的、无理的，属于自作聪明，很愚蠢；最好的办法是交代他或者她的动态：上嘴唇和下嘴唇一张一合。这一张一合有内容吗？没有，所以，读者“不知何词”。这不够，远远不够。它不只是神，还有威慑力，下面的这一句话尤为关键，“各各悚立以听”——所有的人都惊悚地站在那里听。这是一个静谧的大场景，安静极了，仅有的小动作是“唇吻翕辟”，还是无声的。“各各悚立以听”是“唇吻翕辟”的放大。如果这一段描写到了“唇吻翕辟，不知何词”就终止，可不可以？可以。可我会说，小说没有写透，没有写干净，相反，到了“各各悚立以听”，这就透彻了，干净了。有一次答记者，记者问我是如何写小说的，我说，“要把小说写干净”，结果第二天报纸上有了，说毕飞宇提倡写“干净的小说”，听上去很不错。其实他们夸错了。我不是那个意思。这个怨我，没说清楚。小说哪有干净的？反过来说，小说哪有不干净的？有人不喜欢现代主义绘画，说现代主义绘画画面不干净，色彩很脏。弗洛伊德说：“没有肮脏的色彩，只有肮脏的画家”，道理就在这里。
同样，既然要写干净，面对希望，浅尝辄止又有什么乐趣呢？那么干脆，再往上扬一步。——成名在驼背巫的指导之下终于得到他心仪的促织了，既然是心仪的促织，有所交代总是必须的。这只促织好哇：“巨身修尾，青项金翅。”读者不是万能的，他也有知识上的死角，可是，无论我们这些无知的读者有没有见过真正的促织，蒲松龄的交代也足以迷人了：是巨身，是修尾，脖子是青色的，翅膀是金色的。在这里，有没有促织的知识一点都不重要了，“巨身修尾，青项金翅”足以启动我们的想象：语言是想象力的出发点，语言也是想象力的目的地。人家蒲松龄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们还不高兴那是我们的不对了。事实上，高兴的不只是读者，也有倒霉蛋成名，是啊，成名“大喜”。回家，赶紧的，惯孩子，搂老婆，发微博，唱卡拉ok。到了这里，小说抵达了他的最高峰。在喜马拉雅山脉上，我们终于看到了珠穆朗玛峰的巍峨。
但是对不起了，悲剧有悲剧的原则，所有的欢乐都是为悲伤所修建的高速公路。在这条高速公路上，飙车的往往不是小说的主人公，而是主人公最亲的亲人。成名的儿子，他飙车了。他以每小时两百公里的速度撞上了集装箱的尾部。车子的配件散得一地。不幸中也有万幸，车毁了，人未亡。小说又被作者摁下去了，就此掉进了冰窟窿。
你以为掉进了冰窟窿就完事了？没有。冰窟窿有它的底部，这个底部是飙车儿子的死。为什么我要把儿子的死看作冰窟窿的底部？答案有两条。第一，这不是倒霉蛋成名的死，是他的儿子，这是很不一样的；第二，儿子的死不是出于另外的原因，而是被做父亲的所牵连，这就更不一样了。小说刚刚还在珠穆朗玛峰的，现在，一眨眼，掉进了马里亚纳海沟。
问题不在你掉进了马里亚纳海沟，问题是掉进了马里亚纳海沟是怎样的一副光景。在我看来，小说家的责任和义务就在这里。他要面对这个问题。这个地方你的处理不充分，你的笔力达不到，一切还是空话。
我们来看看蒲松龄是如何描绘马里亚纳海沟的。他可不可以一下子就交代成名的悲痛？不可以。因为这里头牵扯到一个人之常情，人物有人物的心理依据和心理逻辑。我常说，小说不是逻辑，但是小说讲逻辑。儿子调皮，一下子把促织搞死了，成名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呢？不是悲伤，而是愤怒，把孩子打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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