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就是没有所谓的“硬伤”。可是，我为什么就不能接受玉秀的死呢？是什么力量让我寝食难安的呢？
鲁迅先生说过一句话，所谓的悲剧，就是“把有价值的东西撕碎给人看。”这句话很著名，很铁血。我没有鲁迅先生那样的思想高度，可我也不会轻易反对鲁迅先生说过的话。然而，从具体的写作感受上说，我和鲁迅的看法又稍有偏差。在我的悲剧书写里，最让我感到痛心的并不是“把有价值的东西撕碎给人看”，而是“把我所爱东西撕碎给人看。”“有价值”和“所爱”，它们是等值的么？不能这么说。“有价值”很可能是你的“所爱”；但“有价值”未必就一定是你的“所爱”。我不想就“有价值”和“所爱”发表什么长篇大论，作为作者，我只想排列一个次序，——小说家首先面对的其实是他的“所爱”，然后才是“价值”。说到底，小说家不是机器，不是人工智能，他无法规避他的情感。
问题是，小说家的情感本身是“有价值”的还是没“有价值”的呢？老实说，我不知道。这句话还可以再追问一下，——当一个小说家的基本情感和那个“价值”不能吻合的时候，小说家该怎么办？我真的不知道。我能够知道的只有一点，2001年，玉秀死了。在死亡面前，我觉得我这个作家出了问题，我对我的职业产生了恐惧性的怀疑：写小说是不是太脏了？
贾梦玮不知道我的心境。就在那一天，快下班了，他晃晃悠悠的，来到《雨花》编辑部了，说“搞点酒啊？”我于是去他在《钟山》的办公室，他拿出一瓶威士忌，说“《玉秀》看完了”。他看完了，那就“搞点酒”吧。对了，有一点需要说明一下，那时候他的单身宿舍就安置在编辑部的一间小厢房里，他的宿舍里头有酒。
我和贾梦玮的关系是有点特殊的，我们经常聊聊小说。熟悉我的朋友都知道，我有一好，喜欢聊小说，一旦聊起小说来，我就是一话痨。一旦有人愿意，我就盯着谁。我特别喜欢和李敬泽聊，这个许多人都知道，一位批评家告诉我，你和李老师的聊天都成为“美谈”了，是“文坛佳话”呢。可是，有点遗憾，我和梦玮老弟的聊天很不“佳话”。多年之后，我听到了这样一个可歌可泣并洞若观火的说法，说，“两个人经常关在办公室里，一聊就是一个下午”。好吧。这句话很好。从语言修辞学的分类上来说，这个例句类属于“单位”修辞。“单位”修辞有一个基本功能，最大限度地保证语言的严密性和客观性。那句话是客观的，很正确。
就着威士忌，我们的话题扯到《玉秀》上来了。附带着我要说一句，我在《钟山》上刊发过很多作品，多到可以出一本很像样的小说集了。1998年之后，我所有作品的责任编辑都是贾梦玮。在我的记忆里，每一次我把小说稿交到贾责编的手上，贾责编都会呈现出他雄伟的责任心，他一定会给我召开一个作品研讨会。没有一次例外。——主办方当然是《钟山》编辑部，出席会议的代表是两个人：责编贾梦玮，作者毕飞宇。会议是奢侈的，有威士忌。我要说，贾责编天生就该是一个文学编辑，他对自己的刊物有荣誉感。重要的是，眼光独到，毒，总是能够在你的小说里头找到不能满意的蛛丝马迹。这样的特征落实到具体的小说文本上来，那就是苛刻。
我对自己其实已经很苛刻了，但是，贾梦玮对我更苛刻。在这一点上贾梦玮和业已离开《钟山》的范小天老哥特别地像。在我二十多岁的时候，范小天一直对我说不，我告诉他，“这个作品很好的”，他还是说不。我用了好几年的时间他才接受了我的作品。我永远感谢他。范小天离开《钟山》了，贾梦玮来了。可我的处境丝毫也没有得到改善。即使是去年，2014年，我已是一个年过半百、“德高望重”的“老”作家了，拙作《虚拟》也是改了又改之后才刊发的。贾责编对我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这样的，“我容易吗我”。今天，我要把这句话原封不动地送给贾责编：遇上你这样的责编，我容易吗我。
我很想在此讨论一件事，那就是写作的自信。在许多人的眼里，我是一个无比自信、无比自负的家伙。事实上完全不是这样。准确地说，每一次写作的开始阶段，我的确是自信的，那样的自信甚至能产生美妙的错觉，觉得自己是愚公，可以移山。但是很不幸，每当小说快要结束的时候——尤其是中篇和长篇——我的自信就会荡然无存。所谓丧失自信，其实就是丧失判断。我不自信自然有不自信的理由，——在许多时候，写作真的会产生柏拉图所描述的那个“迷狂”，这样的“迷狂”会带来生理上的快感，生理上的快感势必会带来异乎寻常的自我评判，像酒后。然而，麻烦就在这里，酒会醒，好状态却不容易醒。一个月之后，甚至，一年之后，你好不容易醒来了，你突然发现了，判断了，你在“迷狂”之中搂住的并不是黄金，是一堆屎。从任何一个角度来说，拥抱一堆屎都不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情。你很难微笑着轻吻怀抱里的怪物。
事情就是这样的，和屎拥抱多了，你的自信会动摇。可我依然要说，丧失自信也不是大事，你可以选择倾听，你可以选择虚心，你甚至还可以选择谦卑。我可以请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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