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鬼，也没有让鬼变成人，——它一上来就抓住了人的“问题”，从头到尾。
人的什么问题？人的忠诚，人的罪恶，人的宽恕。
我要说，仅仅是人的忠诚、人的罪恶、人的宽恕依然是浅表的，人的忠诚、罪恶和宽恕如果不涉及生存的压力，它仅仅就是一个“高级”的问题，而不是一个“低级”的问题。对艺术家来说，只有“低级”的问题才是大问题，道理很简单，“高级”的问题是留给伟人的，伟人很少。“低级”的问题则属于我们“芸芸众生”，它是普世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无法绕过去，这里头甚至也包括伟人。苔丝的压力是钱。和喜儿一样，和刘姥姥一样，和拉斯蒂尼一样，和德米特里一样。为了钱，苔丝要走亲戚，故事开始了，由此不可收拾。
苔丝在出场的时候其实就是《红楼梦》里的刘姥姥，这个美丽的、单纯的、“闷骚”的“刘姥姥”到荣国府“打秋风”去了。“打秋风”向来不容易。我现在就要说到《红楼梦》里去了，我认为我们的“红学家”对刘姥姥这个人的关注是不够的，我以为刘姥姥这个形象是《红楼梦》最成功的形象之一。“黄学家”可以忽视她，“绿学家”也可以忽视她，但是，“红学家”不应该。刘姥姥是一个智者，除了对“大秤砣”这样的高科技产品有所隔阂，她一直是一个明白人，所谓明白人，就是她了解一切人情世故。刘姥姥不只是一个明白人，她还是一个有尊严的人，——《红楼梦》里反反复复地写她老人家拽板儿衣服的“下摆”，强调的正是她老人家的体面。就是这样一个明白人和体面人，为了把钱弄到手，她唯一能做的事情是什么？是糟践自己。她在太太小姐们（其实是一帮孩子）面前全力以赴地装疯卖傻，为了什么？为了让太太小姐们一乐。只有孩子们乐了，她的钱才能到手。因为有了“刘姥姥初进荣国府”，我想说，曹雪芹这个破落的文人就比许许多多的“柿油党”拥有更加广博的人心。
刘姥姥的傻是装出来的，是演戏，苔丝的傻——我们在这里叫单纯——是真的。刘姥姥的装傻令人心酸；而苔丝的真傻则叫人心疼。现在的问题是，这个真傻的、年轻版的刘姥姥“失贞”了。对比一下苔丝和喜儿的“失贞”，我们立即可以得出这样的判断：喜儿的“失贞”是阶级问题，作者要说的重点不是喜儿，而是黄世仁，也就是黄世仁的“坏”；苔丝的“失贞”却是一个个人的问题，作者要考察的是苔丝的命运。这个命运我们可以用苔丝的一句话来做总结：“我原谅了你，你（克莱尔，也失贞了）为什么就不能原谅我？”
是啊，都是“人”，都是上帝的“孩子”，“我”原谅了“你”，“你”为什么就不能原谅“我”？问题究竟出在哪里？上帝那里，还是性别那里？性格那里，还是心地那里？在哪里呢？
二〇〇八年五月十日，我完成了《推拿》。三天之后，也就是五月十二日，汶川地震。因为地震，《推拿》的出版必须推迟，七月，我用了十多天的时间做了《推拿》的三稿。七月下旬，我拿起了《德伯家的苔丝》，天天读。即使在北京奥运会的日子里，我也没有放下它。我认准了我是第一次读它，我没有看刘翔先生跨栏，小说里的每一个字我都不肯放过。谢天谢地，我觉得我能够理解哈代了。在无数的深夜，我只有眼睛睁不开了才会放下《德伯家的苔丝》。我迷上了它。我迷上了苔丝，迷上了德伯维尔，迷上了克莱尔。
事实上，克莱尔最终“宽恕”了苔丝。他为什么要“宽恕”苔丝，老实说，哈代在这里让我失望。哈代让克莱尔说了这样的一句话：“这几年我吃了许多苦。”这能说明什么呢？“吃苦”可以使人宽容么？这是书生气的。如果说，《德伯家的苔丝》有什么软肋的话，这里就是了吧。如果是我来写，我怎么办？老实说，我不知道。我的直觉是，克莱尔在“吃苦”的同时还会“做些”什么。他的内心不只是出了“物理”上的转换，而是有了“化学”上的反应。
——在现有的文本里，我一直觉得杀死德伯维尔的不是苔丝，而是苔丝背后的克莱尔。我希望看到的是，杀死德伯维尔的不是苔丝背后的克莱尔，直接就是苔丝！
我说过，《德伯家的苔丝》写了三件事，忠诚、罪恶与宽恕。请给我一次狂妄的机会，我想说，要表达这三样东西其实并不困难，真的不难。我可以打赌，一个普通的传教士或大学教授可以把这几个问题谈得比哈代还要好。但是，小说家终究不是可有可无的，他的困难在于，小说家必须把传教士的每一句话还原成“一个又一个日子”，足以让每一个读者去“过”——设身处地，或推己及人。这才是艺术的分内事，或者说，义务，或者干脆就是责任。
在忠诚、罪恶和宽恕这几个问题面前，哈代的重点放在了宽恕上。这是一项知难而上的举动，这同时还是勇敢的举动和感人至深的举动。常识告诉我，无论是生活本身还是艺术上的展现，宽恕都是极其困难的。
我们可以做一个逆向的追寻：克莱尔的宽恕（虽然有遗憾）为什么那么感人？原因在于克莱尔不肯宽恕；克莱尔为什么不肯宽恕？原因在于克莱尔受到了太重的伤害；克莱尔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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