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世俗场景。但是，对汪曾祺来说，这个世俗场景却是特定的，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那个“风俗画”。
汪曾祺的“风俗画”给他带来了盛誉，他写得确实好，有滋有味，我们必须向汪先生致敬。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所谓的“汪味”，说到底就是诗意。这个诗意也是特定的，也就是中国古典诗歌所特有的意境。如果我们对中国的诗歌史比较了解的话，我们立即就可以看出来了，汪曾祺的背后站立着一个人，那个人就是陶渊明。假如我们愿意，还可以把话题拉得再远一点，汪曾祺的背后其实还有人，那就是老庄，他受老庄的影响的确是很深的。
陶渊明是著名的逃逸大师。这里有他的哲学，——你让茅台酒和大粪交手，一交手茅台酒也就成了大粪，这个我不和你玩。陶渊明有陶渊明的乌托邦，《归田园居》《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桃花源诗并记》，这些都是他的乌托邦。
《受戒》的第二章到底写了什么？是小英子的一家的世俗生活。它不是乌托邦。它是“小国寡民”，是所谓的“净土”。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人口的大国在美学的趣味上反而向往“小国寡民”，这一点非常有意思。
《受戒》的故事背景汪曾祺没有交代，但是，我可以负责任地说，汪曾祺所描绘的其实是一个乱世。我怎么知道的？在《受戒》的一开头汪曾祺自己就交代了，明海家的那一带有一个风俗，但凡有弟兄四个的家庭老四都要去做和尚。为什么？老四养不活。就这么一个细节，我说《受戒》的大背景是一个乱世就站得住脚。然而，汪曾祺不是鲁迅，不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乱世”这个大背景偏偏没兴趣，他对乱世的政治、民生、经济、教育、医疗、军事统统没兴趣。作为一个文人，他感兴趣的是乱世之中“小国寡民”的精致人生：安逸，富足，祥和，美好。可以说，在任何时候，“美”和“诗意”一直是汪曾祺的一个兴奋点。他在意的是乱世之中的“天上人间”。
我给大家来解开《受戒》的美学之谜吧：当汪曾祺描写“释”，也就是佛家弟子的时候，他是往下拉的，他是按照世俗来写的，七荤八素；可是，当汪曾祺果真去描绘世俗生活的时候，他又往上提了，他让世俗生活充满了仙气，飘飘欲仙的，他的精神与趣味在“道”。
李泽厚说中国人的精神是儒、道、释互补的，这个判断很有道理。汪曾祺也是这样。汪曾祺也入世，但是，情况并不妙，两头不讨好，他只能匆匆忙忙地出世。照理说，1980年的中国是多么复杂，又是左，又是右，又是坚持，又是改革，还要开放，对不起了，汪曾祺统统没兴趣。在1980年，汪曾祺的写作其实是很边缘的，他的创作既不属于反思文学也不属于改革文学。还是让我们回到1980年吧，汪曾祺所写的究竟是什么？“解放前”。可是，谁也没有想到，他的“解放前”大红大紫起来了。《受戒》真的把读者吓了一大跳。
——《受戒》为什么会把别人吓一跳？谁能告诉我？
听好了，《受戒》所描写的可是“解放前”。“解放前”的中国乡村那么富足、那么美好，“解放前”的中国农民那么幸福、那么安康，一句话，“解放前”如诗如画，大伙儿如痴如醉，——哪一个中国作家敢这么写？你脑子坏了。你发癔症。
汪曾祺的写作从来都是非政治的，他是人性的、文化的、诗意的。
所以，汪曾祺写《受戒》，“1980年”既是一个写作日期，也是一个写作前提。我常说，作家在什么时候生是重要的，作家在什么时候死也重要。汪曾祺如果没有熬到改革开放，没有熬到新时期，他要是在1976年之前就死了，汪曾祺的价值起码要打九折，他远远没这么贵重。道理很简单，在1980年，能写出《受戒》这种作品的中国作家没几个。我们传统文化的底子薄，写不出来的。
现在，我们又要回到小说的结构了。这一次我所说的不是情节结构，而是人物的结构，也就是小说人物的出场问题。也许你们要说了，这又有什么可说的？我是作家，笔在我的手上，我想让小说人物什么时候出场他就什么时候出场。哪能这样呢，那样的作家不成土匪了，——“你给我出来！”小说的人物就出来了。不能那样。小说里的人物都是有文学尊严的，你做作家的必须把人家给请出来。如果你是一个不好的作家，小说人物会听你的；可是，如果你是一个好作家，小说人物在什么时候出场，这就要商量。
好，在第二章里头，汪曾祺给我们描绘了一个世外桃源，人物关系也极为简单。除了小英子、小英子的爸爸、妈妈、姐姐这四个人以外，汪曾祺着力描写的那个人物是谁？反而是庙里的人物，是17岁的明子，那个即将受戒的小沙弥。这是很有意思的。小沙弥是怎么出来的呢？是小英子的姐姐需要画图样，这一来，小沙弥就被请出来了，他离开了庙宇，来到了世俗生活。
再回到第一章，也就是庙里头。从理论上说，既然写的是庙里头，应该都是写和尚才是，但是，汪曾祺还写了别人。谁？小英子。这是必须的，小英子在小说的第一章里必须出现，否则，小说都进行了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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